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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文]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作者:陈金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1-05 | 点击数:5160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的论著谈到民间文学对历史记忆的保存。论文如:唐启翠的《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1]、平锋的《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2]、李建宗的《口头文本的意义:民族想像、族群记忆与民俗“书写”》[3]、刘亚虎的《从族源神话到平民传说――从南诏文学的发展看“族群记忆”的嬗变》[4],等等。陈建宪则出版了题为《口头文学与集体记忆》[5]的著作。上述学者们都着力于从民歌、神话、传说或故事等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发掘其中保留的历史记忆,但是,还不见有人探讨民间文学中所保存的历史记忆的性质。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记忆?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全面认识民间文学口传历史的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本文中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民间文学中的记忆属于诗性记忆

  首先,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这个道理似乎非常浅显,但是,在现实中把神话或传说视为真人真事者并不鲜见。钟敬文曾对这一现象给予批评,在其《刘三姐传说试论》一文中,他针对一些学者以真人真事的眼光看待刘三姐传说的现象批评说:“刘三姐传说,实与韩凭妻、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娘子及望夫石等我国著名传说,同属于取材广泛社会生活而经过一定虚构之民间口头创作。其历史性,乃广义的,并非狭义的也。过去学者信任民间相传之说法,固属非是,对此种民间创作,企图探本寻源,究明刘三姐之确为真人真事,此种想法,毋论不可能实现,即使真正成功,意义亦并非甚大也。”[6]120钟敬文批评的是“过去学者”,其实,这类学者即使在今天也不少见。

  马克思在谈到神话时讲:“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7]21钟敬文在谈及传说的历史性特点时指出:“传说也绝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张良戏女,孟姜女到了宜君口渴哭出泉水来,贺龙送给孤寡老太的紫藤手杖,变成了为人民造福的手杖龙,等等,都不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传说在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时,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的。”[8]183马克思一方面以为神话有历史的成分,反映“自然和社会形式”,一方面认识到神话属于艺术的范畴,形象的塑造要借助于“想象”与“幻想”;钟敬文则一方面指出传说“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方面又强调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它在反映生活本质时,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总之,他们都认识到民间文学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作为诗性记忆的民间文学与历史著作有本质区别,历史著作要求实录直书,要求对历史事件作客观反映,而民间文学则渗透着民众的主观情感,表达人民群众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它并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反映是否真实,更为重视的是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火烧功臣楼》的传说,传说讲:朱元璋登基后,下令建造功臣楼。军师刘伯温辞官归隐,临行时向徐达告别,并嘱功臣楼庆宴时,须紧随皇上,寸步不离。席间,朱元璋离席出门,徐达随后紧跟。刚走出不远,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满楼功臣葬身火海。徐达死里逃生,忧郁成疾,身上患了搭背疮。朱元璋赐清蒸公鹅,此系法物,吃下当没命。徐达含恨而亡。[9]403尽管有不少人把这则传说当做历史,但事实上是该传说所述事件纯属虚构,历史上朱元璋并未建一座功臣楼,将开国功臣聚集楼上,一火焚之。可是,传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社会现实并刻划了朱元璋之流封建帝王的毒辣阴险。

  民间文学并不仅仅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具体的历史元素。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指出:“我们想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哪些现象(不是事件)与俄罗斯的故事的相符合并且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决定并促使了故事的产生,换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神奇故事在历史现实中的根源。”[10]1-2普罗普认为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包含着对“历史往昔”的记忆,历史往昔的社会法规、仪式、习俗都可在其中寻得到踪迹。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诗性记忆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历史内容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对它的了解需要理论分析。普罗普认为,理解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往昔”并不容易,他说:“民俗学家常常引用故事,但常常并不了解它。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雷泽。支撑着《金枝》这一宏伟大厦的前提是从故事中汲取的,然而却是未被正确理解和未经充分研究的故事。对故事的准确解释将会给这部著作带来一系列的修正,甚至动摇它的根基。”[10]15普罗普以为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元素,难以得到正确解读,就连作为民俗学家的弗雷泽也未能正确理解在其著作中采用的故事。至于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往昔”为何如此难解,普罗普认为是因为故事对仪式的“重解”与“反用”。“重解”在这里指的是“仪式的某个因素(或某些因素)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变得无用或费解,被故事以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更容易理解的东西所替代。这样重解总是与变形、与形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0]10“反用”则是指“在故事中,有赋予仪式以相反涵义或意义、以相反解释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形式”。[10]10普罗普讲的是“神奇故事”,其实,所有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内容的解读都一样存在着障碍与困难。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同属诗性记忆,都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因而,在解读途径上会有一些相似,但是,二者又有很大区别,譬如,在创作与流传方式方面、体裁方面、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不同;再如,在考察作家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时可以借助于对作家生平及其文学观念的了解,这一点也是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做不到的。总之,对民间文学中历史记忆的解读在方法上与作家文学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了解民间文学反映的历史与生活,不仅要具备一般的文艺理论修养,还要熟谙民间文学理论,准确把握民间文学的本质及透彻理解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透视民间文学文本的表层准确地解读其中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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