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2-24 10:32:14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的论著谈到民间文学历史记忆的保存。论文如:唐启翠的《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1]、平锋的《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2]、李建宗的《口头文本的意义:民族想像、族群记忆与民俗“书写”》[3]、刘亚虎的《从族源神话到平民传说――从南诏文学的发展看“族群记忆”的嬗变》[4],等等。陈建宪则出版了题为《口头文学与集体记忆》[5]的著作。上述学者们都着力于从民歌、神话、传说或故事等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发掘其中保留的历史记忆,但是,还不见有人探讨民间文学中所保存的历史记忆的性质。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记忆?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全面认识民间文学口传历史的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在本文中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民间文学中的记忆属于诗性记忆

  首先,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这个道理似乎非常浅显,但是,在现实中把神话或传说视为真人真事者并不鲜见。钟敬文曾对这一现象给予批评,在其《刘三姐传说试论》一文中,他针对一些学者以真人真事的眼光看待刘三姐传说的现象批评说:“刘三姐传说,实与韩凭妻、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娘子及望夫石等我国著名传说,同属于取材广泛社会生活而经过一定虚构之民间口头创作。其历史性,乃广义的,并非狭义的也。过去学者信任民间相传之说法,固属非是,对此种民间创作,企图探本寻源,究明刘三姐之确为真人真事,此种想法,毋论不可能实现,即使真正成功,意义亦并非甚大也。”[6]120钟敬文批评的是“过去学者”,其实,这类学者即使在今天也不少见。

  马克思在谈到神话时讲:“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7]21钟敬文在谈及传说的历史性特点时指出:“传说也绝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张良戏女,孟姜女到了宜君口渴哭出泉水来,贺龙送给孤寡老太的紫藤手杖,变成了为人民造福的手杖龙,等等,都不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传说在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时,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的。”[8]183马克思一方面以为神话有历史的成分,反映“自然和社会形式”,一方面认识到神话属于艺术的范畴,形象的塑造要借助于“想象”与“幻想”;钟敬文则一方面指出传说“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一方面又强调它“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它在反映生活本质时,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总之,他们都认识到民间文学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作为诗性记忆的民间文学与历史著作有本质区别,历史著作要求实录直书,要求对历史事件作客观反映,而民间文学则渗透着民众的主观情感,表达人民群众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它并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反映是否真实,更为重视的是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火烧功臣楼》的传说,传说讲:朱元璋登基后,下令建造功臣楼。军师刘伯温辞官归隐,临行时向徐达告别,并嘱功臣楼庆宴时,须紧随皇上,寸步不离。席间,朱元璋离席出门,徐达随后紧跟。刚走出不远,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满楼功臣葬身火海。徐达死里逃生,忧郁成疾,身上患了搭背疮。朱元璋赐清蒸公鹅,此系法物,吃下当没命。徐达含恨而亡。[9]403尽管有不少人把这则传说当做历史,但事实上是该传说所述事件纯属虚构,历史上朱元璋并未建一座功臣楼,将开国功臣聚集楼上,一火焚之。可是,传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社会现实并刻划了朱元璋之流封建帝王的毒辣阴险。

  民间文学并不仅仅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具体的历史元素。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指出:“我们想研究的是历史往昔的哪些现象(不是事件)与俄罗斯的故事的相符合并且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决定并促使了故事的产生,换言之,我们的目的在于阐明神奇故事在历史现实中的根源。”[10]1-2普罗普认为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包含着对“历史往昔”的记忆,历史往昔的社会法规、仪式习俗都可在其中寻得到踪迹。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诗性记忆的性质,决定了它对历史内容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对它的了解需要理论分析。普罗普认为,理解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往昔”并不容易,他说:“民俗学家常常引用故事,但常常并不了解它。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弗雷泽。支撑着《金枝》这一宏伟大厦的前提是从故事中汲取的,然而却是未被正确理解和未经充分研究的故事。对故事的准确解释将会给这部著作带来一系列的修正,甚至动摇它的根基。”[10]15普罗普以为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元素,难以得到正确解读,就连作为民俗学家的弗雷泽也未能正确理解在其著作中采用的故事。至于民间故事中的“历史往昔”为何如此难解,普罗普认为是因为故事对仪式的“重解”与“反用”。“重解”在这里指的是“仪式的某个因素(或某些因素)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变得无用或费解,被故事以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更容易理解的东西所替代。这样重解总是与变形、与形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0]10“反用”则是指“在故事中,有赋予仪式以相反涵义或意义、以相反解释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形式”。[10]10普罗普讲的是“神奇故事”,其实,所有民间文学作品历史内容的解读都一样存在着障碍与困难。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同属诗性记忆,都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因而,在解读途径上会有一些相似,但是,二者又有很大区别,譬如,在创作与流传方式方面、体裁方面、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不同;再如,在考察作家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时可以借助于对作家生平及其文学观念的了解,这一点也是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做不到的。总之,对民间文学中历史记忆的解读在方法上与作家文学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认为要了解民间文学反映的历史与生活,不仅要具备一般的文艺理论修养,还要熟谙民间文学理论,准确把握民间文学的本质及透彻理解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透视民间文学文本的表层准确地解读其中的历史内涵。

  二、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群体记忆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群体记忆。陈建宪指出:“‘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5]1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群体记忆,差不多是学界的共识,除了陈建宪将民间文学称为“群体的集体记忆”之外,不少学者认为它体现着“族群记忆”或“社会记忆”。 “族群记忆”或“社会记忆”中都包含着群体记忆的意思。

  本人以为,群体记忆与“族群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内涵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群体可以理解为“族群”或“社会”,也可以理解为民众集体。民间文学是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集体创作,从创作到流传,从不断加工到长期保存,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这个伟大的集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的理想、愿望与审美情趣,所以,我们认为,民间文学之“群体”主要是指普通群众这个集体。在民间文学中只有那些为全民族所喜闻乐见,即反映了共同美的作品,才属于全民族或全社会,其中的历史内涵才可以看作族群记忆或社会记忆。当然,在那些阶级分化不明显,统治者或剥削者还未形成阶层或阶级的民族或地区,民间文学作为群体记忆也等同于族群记忆或社会记忆。

  作为群体记忆的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大量保存在民间口头的神话、史诗或传说等弥补了这一时期史料的空白,他们与考古发掘互相印证,为史学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民间文学还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我国的史书大都是官方的一家之言,历史真面目往往被歪曲,民间文学作为人民群众的群体记忆,有助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重新作客观、理性的评价。通过民间文学可以发现为史官所隐瞒的历史并纠正他们对历史的篡改。

  作家文学对生活与历史的反映中,渗透着作家个人对生活与历史独特的感知与理解;而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则不是某一个体对历史的记忆,而是一种群体记忆,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评价。作为群体记忆的民间文学,从民间大众的角度,对官修史书有着重要的补正价值。

  三、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是流动性记忆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是流动性记忆,它不象作家文学那样,也不象史学著作那样,反映的历史内容是固定不变的。民间文学也可以用书面记录下来,譬如通过书籍、杂志或报纸流传,但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文字形式并非必须的表达形式,它只是对民间文学的流传起辅助作用,只有口头的创作与流传才是民间文学最必需的方式。

  口头性特征造成了民间文学文本的不稳定性,形成了其所反映历史内容的流动性。钟敬文指出:“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变化乃是经常的、大量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它是用口头语言创作与传播的。”[11]82-83以《孟姜女》传说为例,该传说的最初雏形为《左传》等记述的《杞梁妻》故事,讲一位战死将军的妻子用当时上层社会遵守的礼节,去纠正齐侯“郊吊”的错误;到战国和西汉时期,这个故事跟当时齐国地方民间崇尚的“哭调”相结合,把那位战死者的妻子说成是一位善唱哀调乃至因而改变国俗的歌唱家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代,又由善哭派生出哭倒城墙的传说;从东汉末到后魏,这个传统故事,一方面添了哭倒梁山的说法,另一方面沿袭着崩城的说法,说被哭倒的是莒城;在唐人类书《琱玉集》收录的《同贤记》中该传说有了更大的转变,所崩之城变成了长城,主题思想转变为反对残酷的筑城徭役。就这样,经过两千多年间的一变再变,宣扬贵族妇女知礼的的杞梁妻故事终于转变成了以歌颂反压迫、反强暴为主题的孟姜女传说。

  民间文学的变化,是有它的严肃的社会背景和迫切的群众心理基础的,任何一次改作都是符合改作时期的历史真实的。就此来讲,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性作品,其文本时常处在变动之中,而每一次变动都记录了社会背景与群众心理的变化,从这个方面讲,我们考察一种民间文学作品的变异过程,有时就像是观察万花筒一样,里面积淀了不同时期的五颜六色的历史记忆。

  四、民间文学的历史记忆是固化性记忆

  民间文学的历史记忆既是流动性记忆,又是固化性记忆。所谓固化性记忆,指民间文学中的一些历史内容,并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人民群众之口,像化石一样历千载而不变。李建宗指出:“在一个民族中间流传的口头文本折射出一个民族对民族历史的想象和对族源流变的探秘,与此同时,它还尤如一块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见证一个民族的历史,唤起他们的族群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在民间口头文本中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和民俗志材料,口头文本成了一把打开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的钥匙。”[3]李建宗认为,民间文学犹如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反映民族的历史,保存着族群记忆。

  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记忆,其固化性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固化性特点,是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记忆这一判断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正是因为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记忆的固化性特点,我们才得以从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中透视原始或传统的观念、心理、信仰、习俗、仪式、制度,等等。拉法格说:“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民歌)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12]183-184正如拉法格所说,民间文学作为历史记忆的固化性特点使我们能够了解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人民或民族的历史。

  许多民间文学作品流传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千百年沧海桑田,人事巨变,它们为什么能穿过时间的风雨,携带着历史的化石直到今天呢?本人以为这要借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解释。荣格认为,艺术的真正本体是原始意象,而艺术家要把握住那活跃于冥冥之中的、幽灵般的原始意象,就必须超越个体意识,潜入集体无意识去,因而,艺术主体必然是超个体的、属于全人类的集体人。[13]113荣格所说原始意象,或曰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即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也包括了文化历史上的文明的沉积。”[14]16所谓“历史上的文明的积淀”,按本人的理解,就是集体的历史记忆。本人认为,荣格的艺术主体必然是“集体人”的理论尤其切合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是由个人完成的,作家即使刻意让自己成为“集体人”,潜入集体无意识,还需要主观努力。而民间文学是集体创作,艺术主体无论是进入集体意识,还是集体无意识,都是自然而然的,无须刻意追求。在民间文学作品流传的过程中,那些最容易保留下来,相对稳定的部分,就是容易触动每个人的心结,引起大众共鸣的部分,也就是反映了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部分。这些部分可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但更多的应该是“文化历史上的文明的沉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的历史记忆。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以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而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属于集体,“表现了人类普遍精神和心灵”,[13]113所以能够代代传承,成为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化石,而不至于泯灭于时间的长河之中。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群体记忆、流动性记忆与固化性记忆。民间文学中历史记忆的四方面性质,使它区别于一般的史学著作与作家文学,这也就规定了民间文学解读方法的不同,也就是说要理解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需要独特的视角与方法论,而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要探讨的。

  参考文献:

  [1]唐启翠.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海南大学学报》,2007(4).

  [2]平锋.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族民的族群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4).

  [3]李建宗.口头文本的意义:民族想像、族群记忆与民俗“书写”[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1).

  [4]刘亚虎.从族源神话到平民传说――从南诏文学的发展看“族群记忆”的嬗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

  [5]陈建宪.口头文学与集体记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7]刘世锦.马克思论民间文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8]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9]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0](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钟敬文.为孟姜女冤案平反[M].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12](法)拉法格.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北京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资料本)[C].1982.

  [1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4](瑞士)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已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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