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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一)理论热点研讨
自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专栏至今，众多学者围绕此热点话题展开讨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也相继开设专栏。2008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概述如下：
关纪新《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1]认为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和多民族文学史观》[2]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11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恢宏的视野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切实可依的文化地理的依据。李晓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3]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4]从理论上证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是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刘大先《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5]一文从历史入手，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数次变迁，指出任何一种文学史观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也不可能做出道德上的评判，它们都是在特定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意义交换联结的网络中产生并发挥影响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史观的转型，随着讨论的深入实际上已经超越某种编制文学史的策略，而成为一种重新返观包含少数族裔文学的中国文学遗产的认识论转型。多民族文学史观就是重述中国文学历史的无数途径中的一种，它在重写过去中也会改写未来。
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指导下，针对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一些学者也专文论述。如周建江《“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学史观”建立并确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若干问题》[6]认为中华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需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失传的问题、以及汉语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次生问题、汉语翻译并记录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文化传统解说问题、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问题。王勇《另一类身份的汉语文学写作》[7]认为不能把汉语作家的文学写作简单等同于汉族文学。具有多元族别身份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也构成了贯穿古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从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流变中会发现，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原有的民族身份意识，并不会在汉语写作中自明地呈现出来。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就意味着他们的写作意识和文学面貌必然要受到汉语文学语境的深刻影响，只有回到不同时代的汉语文学语境中，才能对形成以上现象的内在成因给予更深入的说明和把握。罗宗宇《观念与方法：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性阐释二题》[8]从方法与观念的互动性角度着眼，指出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法、文化地理学法等诸多方法都应纳入到“多民族文学史观”打量的视野。此外还有曹顺庆、付品晶《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问题》[9]、李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10]、德吉草《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11]、安少龙《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看“花儿”研究》[12]、唐启翠《叙事的再叙事：多民族史观下的“五方之民”》[13]等。
2008年9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乌鲁木齐召开。与会者围绕“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延伸与理论拓展”、“传统与现代接轨下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边地与中原的文学互动”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也为推进“多民族文学史观”树立提出了诸多良好意见。
杨义在《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14]和《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系统与“边缘活力”》[15]中指出：一百年来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汉语文学史，而实际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过数千年的碰撞融合，早已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总体，衍化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今后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的活力”，应该进入中国主流文学史的写作之中。中原文明领先发展所产生的凝聚力、辐射力，加上少数民族的“边缘的活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把握这种“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才能梳理出中华文明及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邓绍基《永远的文学史》[16]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大批出现，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重大创新，它们拓展和丰富了文学史著作的版图。近三十年来多种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产生，起着与现在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互参互补的作用，又将推进和完善我国多民族文学史著作的过程。这几篇文章虽然并非为专栏所写，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的呼应。
这些不同的声音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本土话语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本年度比较有意义的创获，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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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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