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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有幸读到乌热尔图新近出版的《呼伦贝尔笔记》，感触颇多。他一改他往日“森林小说”的文学创作风格，表现为民族志写作的新探索。他想要为读者展示的是一幅呼伦贝尔草原的文化图景：北方的森林、草原和河流，古代北方民族史、英雄传奇，古老的信仰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现代历史背景下的族群关系等等。但是，这些还只是表面的印象，我感到本书背后的意义很耐人寻味。至少，他通过民族志的写作，要传达的意义确实远远不止于这些。他站在边疆，传达边缘的声音，他代表弱势的族群和弱势的文化，代表文化上的少数派。他要表达他自己的声音，他要获取平等和理解，获得一次真诚的对话。
《大兴安岭，猎人沉没》在广阔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抒写了大兴安岭鄂温克族的变迁，表达了一种族群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自我阐释的强烈愿望。鄂温克族是大兴安岭的主人，他们自古以来在这里生息和繁衍，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的兴衰而饱尝战乱的痛苦和被血腥屠杀的悲剧，它使得这个民族变得弱小，人口锐减。1960年代以来，国家建设的飞速发展，又给平静的兴安岭增添了许多不和谐的声音。我们共和国的铁道兵来了，伐木工人来了，流民大批涌入，耕地在疯狂扩张。鄂温克猎人成为外来者的“森林活地图”，成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向导，帮助他们运走了上亿立方米的木材，帮助内地安置了90万的人口。猎人不再是大兴安岭的主人了！他们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来说，他们都变得不再重要了。1996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走出森林，走到山下，开始了他们的定居生活。2003年中国最后一支大兴安岭里的原住民——奥鲁古雅鄂温克族，放弃了他们的狩猎生活，走出森林，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新闻和其他传播媒非常简短地发出了这条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报道，没有画面，没有深度的报告，没有了当事人的声息。我们从此将永远失去森林里的守望者。鄂温克族——他们的声音那里去了！请听作者引用的日丹诺夫的一首诗吧：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也和鸟儿一样，
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呼伦贝尔笔记》堪称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英雄归来歌”。我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宿命论的结局，他就像北方民族的游吟诗人一样，注定要成为本民族的歌者。他在上个世纪曾经两度来到自己须臾不能割舍的故乡，他的人生曲线印证了古老史诗母题：英雄回归。1960 年代的回归，使他成为一个文学的猎人，1990年代的回归则使他成为北方民族的歌者。我们从他的歌声里听到一种民族的心音。在中国北方民族的口头传统之中，对族群历史和对部落英雄的赞颂，是共同的主题。乌热尔图《呼伦贝尔笔记》在核心内容上继承和再现了这个主题。无疑地，这一主题注入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声，含纳了作者个人的创造和新思维。
从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到新疆戈壁，在这片广大的版图上，历史上生活着众多的族群，她们大多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共同信奉着一种原生形态的宗教——萨满教。传统的学科如北方民族史、民族志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阿尔泰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在不断描绘着这片土地上多民族的文化地图。在古代，北方的族群及其活动的踪迹，像游弋海洋的舰船，它们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它们或者只留下零星的古迹，或留下些微的传说和断简式的神话。从《古老的柱石》一文中我们了解到，位于乌尔逊河下游西侧山岗上的石柱、辽代的长城、金边壕，这些古代遗迹记载了突厥人、乌苏固部人和女真人的足迹。但是，历史往往成为强者的叙事。征服者和她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民间叙事的箭垛式人物，人们愿意把古往今来经过许多世纪的创造才能完成的人类创造，归功于某个文化英雄的个人创造。位于根河下游南侧的辽长城古城遗址被误称为“成吉思汗的边墙”，位于乌尔逊河下游西侧山岗上的石柱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拴马桩”，位于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的金边壕遗址也被误认为“成吉思汗的边墙”。从正史的角度看这些传说，它们缺乏历史证据，或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从口头传统的意义上来研究，它们表达了一种真实，那就是民众的信仰和观念的真实表露和族群认同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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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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