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关键词：村落民俗志；学者；民众；视域融合
作者简介：张士闪，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
前言
生于乡土，终老乡土，曾在漫长岁月中被绝大多数国人视若天经地义，这一社会事实本身即足以显示中国乡村的意义。然而，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采风问俗”的政治行为，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还是当代规模庞大的田野调查包括非遗普查活动，似乎都主要是在担当某种政治工具的角色，未能在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学理建构和人文关怀等层面充分发挥效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长期以来农村服务城市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有效支撑，但也带来了巨大问题：从社会层面的“城市病”“村落空心化”等问题，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再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弱化，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延缓了中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削弱了中国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乡村不仅仅是单纯的农村建设问题，而是对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乡村文化传承所蕴具的价值建构、社会培育等作用绝不能低估。
笔者相信，以村落民俗志为基础的乡村研究，在当今中国重述“亚洲”、重写“世界史”“全球史”的学术热潮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不可或缺。毕竟，体察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道路，提炼中国话语，仍要以“在村落里研究”的乡土中国学术实践为立足点。
一、近现代中国村落问题的发生
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历史渊源与发育过程。村落社会的组织与运行，离不开民俗传统的稳定传承。民俗，既具有群体规约性质，又能为个人提供身份认同与人生意义，因而不仅是传统村落中的“民间法”，还为中国“礼俗社会”奠定了文化根基。在中国，很早就有“采风问俗”的王朝制度，学者与民众之间的“视域融合”有着深厚传统。所谓文心与民心相通的说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就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的明确意识，关注民生为其诗文书写带来了恒久动力，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杜甫）和所谓“以礼化俗”之类的叙事，则是其关切民生的基本路径。于是，许多知识精英都会将“为民请命”视作民生维艰之时自己的应有担当，将叶落归根、终老故乡视作人生迟暮时的自然选择。另一方面，民众对于知识精英向来是敬重的，虽然也有关于酸秀才、呆书生之类的笑话在民间大量流传，但总体而言对于知识精英群体从来都是高看一眼，对文字也敬畏有加。如在乡村普遍悬挂的一副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中，民众就是以“忠厚传家”代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准则，而将“诗书继世”视作家族发展之正途。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社会中的民众与知识精英之间，其实是有着一份不曾形诸笔墨的“神圣契约”的，双方的“神圣感”高度叠合，这既是二者之间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纽带，也是整个传统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
知识精英与民众之间这一“神圣契约”的打破，是从100多年前中华文明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开始发生的。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引发了席卷全中国的民族救亡和国家救亡运动，革命、启蒙、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整个中国由此被一种现代性革命浪潮所席卷，危机四伏的乡村社会由此成为中国思想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而村落之为“问题”，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基于晚清社会之变局而“眼光向下”的产物：一方面，受西方入侵影响，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日益内嵌于中国基层社会，传统时代城乡互动的社会运行模式被打破，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基本单元的村落日渐萎缩，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失衡状况的表征之一；另一方面，以“西学东渐”为背景而形成的革命性、现代性强势话语，逐渐渗入乡村社会，持续改写着村落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了民间自治传统的失衡或断裂。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态度，也由此发生分化：或付以鄙夷或冷漠，尽可能地远离“不开化的”乡村；或对农民抱持“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讽刺批判其愚昧落后，立志“移风易俗”以“开民智”，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生活。
历经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因为长期的资源输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逐渐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短板，再一次成为社会“帮扶”和“反哺”的对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迅速普及，乡村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原本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正经历巨变，出现凋零趋势。
细察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落大批消失或“空心化”问题突出，劳动力大量外流；二是传统价值认同日益衰落，公共文化传统普遍弱化；三是村落自治精英匮乏，发展能力不足。许多问题都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而发生，如国家多渠道下行的涉农资金与村落自身发展需求缺乏有效对接，缺乏第三方监督，在改善民生方面有事倍功半之弊；一旦有外来资本进入村落，经常会与村落自身发展诉求脱节，甚至使村落沦为外来资本博弈的平台而受到损害。但与此同时，当代乡村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许多地区村民自发兴起编村志、修家谱等热潮，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自觉；二是村民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乡村记忆馆、村史馆、民俗博物馆、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村落中大量涌现。上述现象无疑是可喜的，正如刘铁梁所言：
我们近年来在北京市各区县的民俗文化普查过程中发现，在快速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的民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很多民俗传统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生命活力。面对着生产、生活上的巨变，中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都能够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生活的变化，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民俗文化传统。这也充分说明了民俗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民众也始终在根据自己的生活变化来改变、创造民俗文化。
我们对类似现象作了长期观察，发现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加强交流与磋商，搭建以地方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公共话语平台。笔者认为，当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因应乡村社会发展而有所作为。事实上，在上述两种活动中已有不少知识精英参与，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长期关注乡村，以乡村调查活动为基础，在面向乡村的文化书写方面推出了大量成果，但因理念不同、旨趣不一而差异明显。笔者以为，理想的乡村文化书写，应贴近村民生活，深描其生活世界与文化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对村落组织传统与变迁作进一步探究，呈现中国乡村文化传承机制，促进政府的合理施政。但如何才能达至这一目标，尚需深入探讨。本文关注当下乡村文化书写热潮，为便利相关讨论，将在宽泛意义上使用“村落民俗志书写”这一概念，含括学者、村民等多元群体面向村落进行的文化书写实践。在上述民俗志书写实践中，不仅涉及以人为载体的村落知识的传承，也包括以人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民众生活，其实质是政府、民众与学者之间合力进行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因而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恰恰当代学者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在自小所经受的现代教育历程中，容易对传统民俗产生某种程度的违和感，难以体悟民俗之真义，这就需要他们在当下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中，重新确认传统士人与民众之间的“神圣契约”，以“生于乡而不知乡之俗，昧矣；知乡之俗而不闻乡之言，聋矣”而自警自省，立足当代乡村社会发展而做出贡献。
二、中国村落研究传统中的“主体缺席”现象分析
众所周知，学术思潮从来都是在与时代社会发展相互激荡的复杂纠葛中形成的，而非封闭自足。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当乡村社会成为当时知识精英普遍关注与“拯救”的对象，村落研究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起步的重要维度。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研究，注意选择村落或村寨为研究单元，并在其学术生涯中长期坚持，认为村落既是便利于研究者做全面了解的较小的社会单位，又能提供出人们社会生活的比较完整的切片。其中奥秘，恰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所强调的，对于一个村庄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的意义在于——既能看到村落社区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同时也能看到这一村落本身的组成结构。钟敬文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的讲话中，将“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获得了国内民俗学界的广泛响应，几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初，刘铁梁从民俗传承生活空间的角度，论述了村落作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意义，明确了村落研究在民俗学学科中的理论地位。时至今日，以村落为单元进行研究的学者仍为数众多，并跨越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学科。诚然，在领土广袤的中国，无论从事怎样课题的研究，从相对自成体系而又较小的村落生活共同体入手，自有其合理性，而且可望产生深厚的学术理论意义。更何况，村落研究还被经常赋予以小见大地认知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使命。村落形态尽管一直处于或微或巨的变化之中，但它所塑造的文化模式与传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具重要价值，乃是不争事实。
但与此同时，对于以村落为研究单元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美国学者施坚雅的批评可谓尖锐：“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在施坚雅的“市场圈”理论之后，又陆续出现了祭祀圈、婚姻圈、联村组织等研究范式，对村落研究模式予以拓展，努力将村落单元置于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脉络中予以理解。毕竟，村落社会并非村民的简单集合，村民的生活也并非只与村落有关。自古及今，村民与村外世界联系的普遍性是无可置疑的。
围绕村落作为研究单元的种种争论，其实有相当多的误解在内。比如：对于村落生活共同体的基本理解，争论双方往往基于不同的预设。以村落为单元的研究，如果能够将村落理解为动态、开放的社区，就必然会注重村落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影响，可以成为从村落出发、以小见大地拓展个案价值的研究，而如果将村落理解为封闭自足的社区，即使是从较大区域展开的研究，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贴近“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其中的关键，是对于乡村社会与村民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而不在于所选择研究单元的大与小。即便是规模不大的村落，毕竟也是多种力量共存的、活态的生活共同体，可以成为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晴雨表。综观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史，真正让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于村民主体性的轻忽或漠视，这一弊端在上述研究模式中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有学者慨叹说：
我们迄今未能写出一个中国村庄的完整历史，让我们从中国乡村生活丰富多彩的变奏中把握其主旋律。也许我们永远做不到，而只能将就一点，东一块西一块地拼凑出我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
大致说来，中国村落研究在如下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乡村生活的变化不敏感，而乐于描绘村落生活的“凝固幻象”；在研究技术上，多采取按图索骥、按格填空的田野调查方式，难有田野发现，缺乏问题意识；对田野调查中的主观性与田野关系中的互动情形缺乏方法论层面的省察，对田野资料不加分析地使用，“放到篮子里都是菜”。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特别是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民众，在面向村落的文化书写中长期处于“缺席”状况。随着21世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广泛展开，以民俗学为主的田野调查队伍迅速壮大，村落研究更因上述弊端而广受批评。
在民俗学界，民俗书写的单边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访谈依旧是常见的田野方式。主动权为调查者所掌控，当地人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由调查者们任意支配……民俗学理论和田野的系统训练装饰了民俗学者的合法化身份，这一身份的突出表现指向民俗书写权力。他们在田野中，懂得什么对理论分析和论文制作有用，而抛弃、闲置那些难以进入理论框架的民俗事象，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民俗生活世界，而是为了满足书写权力的宣泄。
话虽偏激，却道出了当今村落民俗志书写中“主体缺席”的痼疾。事实上，虽然以田野作业为基础重新体认乡村社会已成为学者共识，以村落为单元的民俗志书写蔚然成风，但对于村民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主体建构性的关注却严重不足。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一位普通乡镇干部田传江出版《红山峪村民俗志》时，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是何等欣喜。同样的例子，还有张宝辉组织编写的《开元记忆》。田传江、张宝辉等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既是地方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又是乡村社会中的一分子，经常被专业学者视为比较理想的田野访谈对象。他们长期浸淫于地方社会生活中，对村落历史脉络极为熟稔，熟悉民俗状况及其运作机制，因而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上自有其优势。虽然他们笔下的村落民俗志也有种种不足，但仍然难掩文化持有者书写其自身文化的特有魅力。或许，学者可以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村民形成密切合作合作，通过彼此之间的视域融合，对中国村落研究传统中的“主体缺席”之弊有所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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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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