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介

 

关键词：郑振铎；文学整体观；民间文学；俗文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民间文学研究在许多国家的兴起，都同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作为现代民俗学发源国的德国、芬兰，有着显著的表现［1］。中国也不例外。“五四”时期，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发起以歌谣搜集为标志的民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重建民族精神。“他们觉得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层社会的那些文化。至于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的部分，甚至还是极可宝贵的遗产”［2］，他们在诸多民俗活动中，看到民族中的下层社会文化所保持的新鲜气象，而这种气象，“正是拯救民族衰老的‘强壮性的血液’”［3］。同时，在文字书写传统始终占有统治地位的中国，长期处在底层的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知识界的青睐，又同民主思想在当时的日渐盛行密不可分［4］。可以说，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烙印。

 

　　郑振铎就是在这个大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潮流中开始他的民间文学研究的。与同时代的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一样，他的学问中也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民主立场，同时，又在具体观点和研究取向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点，这尤其突出地表现为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对民间文学的观照：一方面，他始终把民间文学看作完整的文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忽略了民间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民间文学，又必须把它放在文学整体的框架当中，按照这个框架统一的标准来观察、定位和分析。

 

 

　　把民间文学视为文学的有机组成，以及认识文学总体面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一点上，郑振铎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并无二致［5］。像其他同人一样，他对民间文学之于文学整体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毫不吝惜的赞誉：“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6］“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这种缺憾，就是对于变文、诸宫调、短篇平话、宝卷、弹词等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的忽视［7］。

 

　　在不同论著中，郑振铎采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来概括相关的研究对象。这三个概念，分别是“民间文学”“俗文学”和“大众文学”，在具体讨论中，他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来选用其中之一，而前两个用得最多。不过，从他对这三个概念的定义来看，尽管它们的使用语境略有不同，但其所指内容却基本一致，甚至可以相互解释：“‘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8］

 

　　可见，凡是与“正统文学”相对、流行于民间却不为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所重视的语言艺术，都属于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大众文学。这样的定义，同其他学者对于民间文学（或民俗）的界定一样，主要是基于民主的立场、从上下层分野的角度做出的［9］。不过，在该前提之下，与大多数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不同，他更多强调的是这种文学在流传和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草野”特质，尤其关注其以书写形式呈现的内容，却较少从创作主体的“民间”属性出发，把广大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承的内容纳入观照范围。对这种属于“广义民间文学”［10］范围中书面呈现内容的特别关注，可以说是导致他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最后走向狭义的“俗文学”范畴的主要原因。

 

　　从上下层的对立来定义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势必会存在边界不确定的问题，因为在不同时代，上层阶级的构成群体并不一致，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所重视或忽视的文学形式也会不断改变，这必然会使参照其观点而定义的民间文学的领地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但这个看似矛盾的地方，却成了郑振铎探究“正统文学”与“民间文学”互动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许多当下被视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包括了大量原先属于民间、后来“被升格了的”俗文学［11］；民间文学，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而是处在经常的发展当中，“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的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的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12］，“大众文学……等到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筵席上的娱乐品时，民众便舍弃了他们，而别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另一种的歌曲”［13］。总之，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正统文学，其涵盖范围及文体和作品属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开放性，时刻处于复杂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转换之中。

 

　　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围绕对“民间文学”的重新定位，不断发现和接受新的文学形式与文体，拓展文学领域，丰富文学观念的过程。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由于人们仅以诗和古文为文学构成主体，因此，它只是一部诗歌与古文的发展史，后来才陆续增加了词、戏曲、小说等原属于“草野”的“民间文学”范畴的内容。但其中仍然存在着有待拓展的广阔空间，诸如变文、弹词、鼓词等属于“民间文学”领域的文体，都应该成为文学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能够填补中国文学领域相比于西方文学而表现出的空白——比如：“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弹词可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史诗。我们的史诗原来有那么多呢！”［14］而且，对诸多重要传统观念与形象的传播和流行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北方人之受鼓词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与南方人之受弹词的感化一样；许多人不会看《三国》，《水浒》，但他们知道鲁肃，孔明，周瑜……那都是说鼓词者教导他们的。”［15］

 

　　缺少了“民间文学”所包涵的戏曲、变文、鼓词等各种文体及相关作品的“文学”，必然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在中外文学的对比当中会显得尤其严重——我们至今不能忘记“五四”以来的一大批学者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文学体系中的“神话”“史诗”等文体而耿耿于怀，又因为陆续发现相关内容而欢欣鼓舞的历史［16］。而那些过去被认为“不入流”的内容，一旦被纳入文学的范畴，就为文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具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文学观并确立新的文学范畴的作用。它不仅扩大了文学文体的范围，而且改变了有关文学与文学史的观念。它使文学从过去只局限于正统文人阶层的诗歌和散文这两种古老文体，拓展到了包括小说、戏曲、鼓词、弹词和变文等诸多新文体在内的广阔领域；从被主流文人视为“传道”或“娱乐”的工具，更多地变成了“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17］；对文学史的关注，也从单纯梳理某一文体或相关作品的发展史，增加了有关不同文学形态的历史互动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