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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应指向这几个方面：第一是进行各地区、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地理分布的调查研究，这一工作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分布版图的重要调研活动，和民俗文化濒危状态的调研汇集到一起。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来看，非遗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等于民俗学本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前者是有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的，后者是有学科规范的科学研究宗旨的，任何混同的理解都是不适当的。
关键词：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习俗;钟敬文;中国社会科学报;保护工作
作者简介：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酷爱民间文学艺术，从事民俗学研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953年师从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间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和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2013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0周年，而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突出成果。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间的关系、非遗在保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越发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近民俗学家乌丙安，通过对其60年来民俗学治学之路的回顾，让我们分享了他对民俗学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见解。
1 民俗学最重采集民风
《中国社会科学报》：乌老您好，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民俗学治学道路的？
乌丙安：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草原牧歌伴随我长大，尤其是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及河套爬山调的熏陶，我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1949年夏，在刚刚解放的北平，我考取了燕京大学等四所高校，因为学费问题，最终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1953年留在中文系任教。5个月后，国家公布了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便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给学生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影响之下，我也开展了一些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1956年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钟敬文先生被学界视为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作为他的弟子，您认为在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上哪些方面受到他影响最为深刻？
乌丙安：钟敬文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课时，讲授的是中国民俗学运动也就是民俗学史，还有就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田野调查方法。以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钟敬文先生主编了100多期《民俗周刊》，他田野调查做得详尽踏实，经验非常丰富。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他教给我们的正确的田野调查方法，这为我以后从事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说民俗采风，民俗就是一阵风，也就是民风。正是民俗学史的学习使我形成了民俗学要重视田野调查的基本认识。然而困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无法大量开展田野调查，我们就收集当时地方杂志发表的新民歌，比如《东方红》、陕北《信天游》，这里面的民俗信息非常丰富。此外，我们也在古典文献中寻找民俗资源。明清甚至汉唐以来的大量文献记录了古老的风俗，这些知识的积累为以后的民俗研究打下基础。现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去哪里查找材料，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们在古代的哪本文献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积累也为我以后写作《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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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1日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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