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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说：
“刘策奇这样绝早地死去，在中国民俗学的工程上，是一种可惜的损失!”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共”之后，有一位曾与鲁迅、顾颉刚等学者有过接触的青年倒在了血泊中，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有潜质的民俗学家。这位青年就是刘策奇。
●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展歌谣等民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1923年至1925年，刘策奇在象县第一小学当教员，而象县是壮、汉、瑶等多民族的杂居地，素称“山歌之乡”，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绚丽多彩、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谣艺术，这激发了刘策奇业余开始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刘策奇从事包括歌谣在内的民俗研究，是直接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在教学之余，除了自己专心致志地开展搜集、整理和研究，还关注着国内有关的研究动态，并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被该会吸收为通讯会员。在1918年至1919年，《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刘策奇收集编订的《歌谣选》148则，此后他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国学周刊》以及《莽原》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歌谣，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界颇有名气的人物，从而受到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民俗学者的赞赏。当时钟敬文还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著文，赞扬刘策奇“对于民俗学的工作是特别热情与努力的人”，并称之为“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
那时刘策奇还与鲁迅有过接触，并在鲁迅主编的刊物《莽原》上发表过文章，即杂文《一本通书看到老》，这篇杂文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刘策奇还在文章中批评了一些“大人物”的守旧言论，得到鲁迅的激赏。此后，鲁迅便和他通信，共同探讨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对他的研究工作予以指导。
●利用歌谣这一通俗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组织发动农民运动
随着对民俗研究工作的深入，刘策奇认真研究现实社会，逐渐对时局时事关注起来。他在工作时，经常深入瑶寨访贫问苦，由此开始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黑暗腐败的“污浊世界”，只有“洗荡这污浊世界”，即铲除了列强和军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因此，刘策奇在从事教学和民俗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之中。
参加革命之后，刘策奇得以利用歌谣这一通俗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如在“五卅”运动前后，他创作的《填恨海》、《工人谣》等，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吞国土、屠杀同胞、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欲灭亡中国的“虎狼心”，有力地控诉了列强侵华的罪行，很快在全县各地传唱，激发了各界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义愤。
刘策奇不仅热忱宣传革命，还实际参与当地的革命活动。期间，他与象县的青年教师郑晴山一起，发起组织了“象州革命青年社”。这个组织经常在群众赶圩时通过宣传演讲、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演话剧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此外，他们还开设有“民众讲堂”、“民众夜校”，组织群众学习。1927年1月，刘策奇还带领许多学员深入郊区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策奇已奉命调入广东省农民部工作。但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两度被捕，于12月17日被杀害。
●“刘策奇这样绝早地死去，在中国民俗学的工程上，是一种可惜的损失”
刘策奇遇害的消息很快在民俗学界传了开来。顾颉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港报载梧州枪毙共产党十数人，刘策奇君居首，谓其春间在梧州主张打破旧道德、非薄孝悌，一般人敢怒而不敢言。今闻其死，莫不称快。又谓其临死口唱共产歌。刘君于民间文艺甚有贡献，予甚惜之。”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血腥“清共”，十分凶残，顾颉刚先生日记中的三言两语，将之反映得淋漓尽致，而共产党员表现出来的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也通过顾颉刚日记的三言两语得以反映出来。
1928年4月6日，民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在《民俗》第六期发表了《纪念早死的民俗学致力者——白启明先生与刘策奇先生》一文，对刘策奇的遇害也深表痛惜和怀念，他说：“刘策奇这样绝早地死去，在中国民俗学的工程上，是一种可惜的损失!”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刘策奇的“唱山歌教学法”
刘策奇在农训班讲课时，看见学员穿得很破烂，个个打赤脚，他灵感一来，含着泪水唱起山歌：“财主豪绅穿绸缎，劳苦大众打赤脚。”“柳江水，慢慢流，爹去南洋不回头。阿妈吐血睡柴房，大姐换卖当小婆，二姐帮人去看牛，小弟讨饭在街头……”他唱罢就问学员：“这个世道公平吗?为什么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锅头发锈灶生草?”他用这种唱山歌的方法，以苦引苦，启发了学员们的阶级觉悟。穷人要想翻身做主人，就得跟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2014年02月10日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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