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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杨] 研究宜求新 开发应求变
——关于深化“花儿"研究及“花儿"演唱活动产业化的两点思考
  作者:柯杨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03 | 点击数:5786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甘肃省的花儿学术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中,有关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可说是花儿研究空前大丰收的明证。与此同时,花儿及花儿会作为民俗旅游资源的一个开发项目,也已提上了日程,临夏、康乐、临潭、和政、永靖、卓尼、岷县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将花儿的演唱活动纳入了当地的旅游开发规划之中。然而,现有的花儿研究的成果已成为历史,如何进一步促使其不断深化,就是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于花儿演唱活动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其产业化,为花儿流传地区增加一个个旅游亮点,也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现在,我想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与各位同仁一起讨论。

    一、花儿的研究要不断求新

    我曾听到有朋友说:“花儿作品集和研究性的专著已出版了不少,该说的似乎都说了,再说就没有新意啦!”我觉得这话是认识上存在盲点的表现,并不正确。虽然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花儿创作与演唱活动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冷落和弱化的迹象,但在未来三、五十年内,还不至于消亡。抢救、保护、继承、发展这笔重要的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认为,花儿深层次的研究,这二十多年才开了个头,还需要不断向纵深开掘,以便为抢救、保护、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搜集新材料,选取新角度,开拓新地域,采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这五个“新”,应该成为我们大家今后追求的目标。

    首先,说说新资料的搜集。人民的口头创作没有停歇,我们就永远有活干,即深入民间,去搜集普通老百姓的民歌创作。不断涌现出来的民歌创作,是花儿研究家们最为重要的、活态的研究对象,它反映了广大群众在当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所表达出来的思绪和情感,心理与祈愿,是研究当代民歌社会意义和创作趋向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解析出社会变迁的刻痕和民众思想发展的轨迹。我每次进行田野考察,都会有新的发现。比如,20006月我在岷县遇到了西江乡唐家村的歌手唐月生(男,46岁.),他所唱的莲花山调与康乐、临潭一带的唱法有明显差别。他唱道:“五月端午打杨……柳,把你如比甜黄……酒,喝了一口想两……口。”词是传统的,但唱法是独特的。他在每句倒数第二字处延长、停顿,然后将末尾一字与下旬首字相连唱出,形成一种句首句尾皆押韵的格式,听来十分别致。这说明,民间的创造是无穷尽的,值得我们随时随地予以关注。其次,对散见于历代文人作品集子中有关论述花儿、提到花儿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散见于近现代报纸、杂志上的论述花儿的文章、诗歌和选登的传统花儿作品,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这类资料对于研究花儿流传、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由于明人高弘《古鄯行吟》中:“漫闻花儿断续长”、清人吴镇《我忆临洮好》中“花儿饶比兴”、清人叶礼《甘肃竹枝词》中“高声各唱花儿曲”、清人陆芝田《渠上与子青言偶记》中“笛唱花儿在岸头”、近人冯国瑞《缕华楼诗集》中“野曲山歌皆旧腔,漫花少年声悠扬”、近人慕寿祺《西宁道中》的“风流曲成调,一路唱花儿”等诗歌句子的被发现和反复引用,“花儿”还是“少年”这个名称之争应当说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产生于甘肃、青海河湟流域的山歌“花儿”,其名称早在明清时代就被文人们记录在案。它既不是张亚雄先生《花儿集》诱导的结果,更不是当代学者们的创造。“少年”一词,只不过是部分地区对这种山歌的一种别称(如近代俗语“陕西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之类)。一般说来,民间将其称为“花儿”或“少年”,只是强调了歌唱者的性别差异或受众的男女之别而已,没有什么太多的奥妙,不能因为学术界大都沿用了较为普遍的“花儿”这个名称而毫无道理的大动肝火。那些认为叫“少年”才算“正宗”,叫“花儿”就是“邪说”的朋友,倒是有点儿“走火人魔”了。由此看来,有了过硬的资料而不尊重资料的权威性,仍然“我行我素”,乃是一种缺乏科学态度的表现,似乎不值得提倡或支持。 

    其次,我要谈谈选取新角度的问题。我曾在有关花儿研究的文章中,反复强调过花儿及花几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多功能性的特点。许多不同专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家,都能够从花儿的创作及演唱活动中获得灵感,得到启迪,选择不同的角度,写出弘扬人文精神的好文章来。我的《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一文,尽管还不够全面、深入,但可说是对明初向西北移民历史的具体说明和生动表述,对研究西北移民史的学者来说,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时候,一个研究角度的选择或研究题目的确定,并不一定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某种突然的顿悟所得。比如,我的《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一文,平时对“神花儿”虽有一定积累,但一直没有撰写专文的打算,直到我把洮岷一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农民们强烈的生存意识同“神花儿’’相联系,才突然感觉到写一篇论文的必要性。就花儿研究的实际状况而言,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至今尚未涉及到或涉及很少,比如,①对袁复礼《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及其所搜集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的花儿作品的重大意义,至今人们只是偶尔提及,尚无人对它进行深入研究;②对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两大类别花儿曲令的多少,至今仍是一个大约的数量,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学资料可供专家们使用。花儿会数量的多少,亦存在类似的问题;③对杰出花儿歌手的研究,据我所知,只有张君仁博士从音乐人类学角度所撰写的《花儿王朱仲录——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这部专著于今年出版,其他散见于报刊书籍中的有关花儿歌手的文章,只能说是简介,还谈不上研究。我省的著名花儿歌手如李贵洲、马永华、张佩兰等,最少有十个人可以纳入专题研究的范围;④各少数民族语言在花儿唱词中的出现,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渗透的表现,对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具有重要意义。“风搅雪”是汉藏双语构成的花儿,那么,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土、阿拉伯或波斯语在花儿中有无展现?其特点如何?也大有加以研究之必要。以上所举这四方面的例子,只是众多花儿研究课题中很少的一部分,迫切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身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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