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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类早期，最可怕的灾难是来自自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氏族部落的形成，部落战争频繁的兴起，毁灭性灾难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人类自己了。如黄帝与炎帝之战，“血流漂杵”；黄帝战蚩尤，“积血成渊，聚骨如岳”；大禹战三苗，“雨血三朝”。战争俘虏则大量用于祭祀，甲骨文中则有一次祭祀用“三百羌”、“千人”作牺牲者，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可想而知。他们对待战俘的手段也很残酷，或黥面（墨），或割鼻子（劓），或割耳朵（馘），或割生殖器（宫），或断足（刖），或砍头，或火燎。而且远古人类不仅繁殖力低下，死亡率还很高。据学者瓦洛的研究，从187具史前时代的遗骸来判断，发现其三分之一以上在20岁前死亡，其余大半在20至40岁间死亡。因此，部落一般都不大，一次大的战争，就足以使一个氏族或部落彻底灭亡。《战国策·齐策四》说：“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也说：“大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剩千八百国，而到春秋时，仅存一百四十八国了。（注：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存灭》。）据此推算，夏商两代九百余年间，有八千多个方国亡于战争，平均每年就有九百多个国家或部落灭亡。周初到春秋三百多年间，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国家灭亡。战争的残酷可想而知！
“天崩地裂”人们难以目睹，毁灭性的灾难却时有发生。于是人们的经验转化了。随之“天崩地裂”的原始传说，便成了巨大灾难或变故的象征。如《战国策·赵策三》云：“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以言周王之死。徐陵《与王僧辩书》说：“未有膺龙图以建国，御风邸以承家，二后钦明，三灵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横行者也。”陆游《望永阜陵诗》云：“宁知齿豁头童后，更遇天崩地裂时。”皆以“天崩地裂”象征巨大的灾难。对于原始氏族部落而言，氏族灭亡何异于“天崩地陷”！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中，灭族之事又是那样的习见。这对每一个氏族整体来说，都是巨大威胁。因此“天裂”虽属自然的神话，而“补天”却有了社会的意义。甚至“天崩地陷”的神话本身，也弥散着部族战争的烟云。所谓“共工与颛顼争帝”，“天柱折，地维绝”，其最表层、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战争灾难。罗泌在《路史·发挥》中说：所谓共工触不周，地维为绝，天柱为折，是言大乱之甚。所谓女娲补天，乃指平共工之乱，功犹“补天立极”。此虽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忽略了神话由自然内容向社会内容的转化，也忽略了神话的浓缩、集锦、象征的特征以及其意义的多层次性，但却看到了“天柱折地维绝”与原始部落战争之间的联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认为，所谓“补天”，乃是平息灾难、拯救氏族灭亡的寓言。辛弃疾词云：“袖里珍奇光五彩，他年可补天西北。”就是以“补天”象征平息民族灾难的。《红楼梦》中“补天”的典故更明确的表达了挽救衰亡的意义。这并非辛弃疾、曹雪芹之流的别出心裁，实是神话自具的文化意义在历史中的传递。神话之所以要让女娲“补天”，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女娲的生殖功能上。在原始战争中武器不过弓箭棍棒之类，没有谁比谁先进的问题。在这样的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多半在人数之多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生殖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大量繁殖人口，人丁旺盛，才能使氏族强盛、发展，避免“天崩地陷”的命运。因此只有无限生殖力的“女娲”才能“补天立极”。春秋时，越国被吴国战败，为了复仇，越王勾践就曾令其国民“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其目的就是要大力繁殖人口，为伐吴作准备。可以说，补越国之天的就是那些具有生殖力的女性，是她们为越国补充了战斗力量，使越国人口大增，最终灭吴，称霸一方。因而神话中对于女娲的颂扬，其实质乃是对于旺盛的生殖力的赞扬。
正是由于氏族部落生存、延续的需要，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充满了对于生殖的崇拜和歌颂。上古帝王，无一不是生有一大群儿子者。黄帝有二十五子，颛顼大约也有二十多个儿子，帝俊约十八、九个儿子，尧有十子，舜有九子，周文王更多，传说有百子。在金文中，像“百子千孙”之类的嘏辞，屡见不鲜。《诗经·螽斯》篇，《诗序》说：“后妃子孙众多也。”《椒聊》篇以花椒多子，美誉生殖。《芣苢》篇则是生殖欲冲动的讴歌。
原始的社会存在，使先民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凝固为一种观念；把认定的真理，凝固为一种信仰。使生殖崇拜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支配着民族的行为。“女娲补天”神话，其潜在的意义，便是把生殖作为一项最神圣、最伟大的事业而颂扬的。古代礼法也无不为生殖做着种种考虑，周礼禁止同姓结婚，原因便在于其有碍生殖蕃衍。《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晋语》亦云：“同姓不昏，惧不殖也。”战国诸侯及历代帝王，为国势强盛，多有提倡早婚之令。越王勾践将女子的婚令上限定为十七，这在古代并不稀罕，北周建德年间下令，女子过了十三岁就要出嫁。至古迄清，男女结婚年龄多在十三至二十之间。
古人还把人口的增减认作是一个王朝盛衰的标志。如《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言周成王“致理刑措”，天下安定，人口增长达一千三百七十万余，“此周之极盛也”。“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一”，“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到汉初人口所剩，不及六国之十分之三。“汉自高祖讫于孝平”，人口上涨，达五千九百多万，“汉极盛矣”。这种认识，自然也会影响到统治者对生殖的鼓励。在国，为增殖有早婚、合独之令；在家，为血统之扩大，则有一夫多妻、多子多福之俗。《大戴礼记·本命》篇有七出之条，专为妇人而设。其中之一就是“无子去”。原因就是妇人没有生殖能力，会影响血统的发展。
这种文化信仰，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生殖欲望，使他们的人生也带上了浓郁的生殖目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神其顾歆，永锡多子”等，都把生子当作了人生第一要义。古人帐中绣（或画）“百子图”，现代人墙上挂“童男抱石榴”，无不是祈求多子之意。夫妇结合，其使命便在于生殖。唯有具备旺盛的生殖能力的女性，才能受到氏族的尊重。女性也唯有生育一业，才是最神圣的。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爱情几乎被压缩得没有立锥之地。正是这种文化，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人口危机之患。
需要指出的是，生殖崇拜是一种极原始的文化形态，它是以农业文明及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存在根据的。尽管它在现代中国还有一种潜在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对愚昧的化解，它终有一天会在国民心灵中彻底消失。
（本文原载《文艺研究》1998年06期，第93～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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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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