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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容芳]傩仪的逻辑: 社会规则与村落日常秩序建构
——基于白族傩仪“耳子歌”的研究
  作者:李容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8 | 点击数:1244
 

       四、遵从与整合:规则运作下的村落秩序建构
       英克尔斯认为村落共同体的共同边界、内聚性、共同感的3个特征判定对规则的遵从具有集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村落共同体的规则在村落边界、内聚力和共同感趋于不确定状态的背景下,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联结程度减弱,村落秩序整合愈少规范化,更多体现为符号化。规则的规范性与符号的虚拟性对村落共同体整合是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的互构,体现村落秩序建构中制度和规则运作路径变迁。社会学对社会规则遵从研究被看作是对制度运作的解读,规则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规则的遵从是社会成员之间协商与妥协的过程,规则对社会秩序的调节作用使相关社会制度合理化与合法化。规则的本质都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惯例。
       耳子歌的社区环境研究试图建构“规则—行动—秩序”的理论模型,从局部反映山地少数民族社区特征。耳子歌的传统传承过程是村落社会规则对共同体内部关系的整合,建立“家庭—村落(族群)—国家”格局,即从“强关系”到“弹性关系”,再到“弱关系”的社会交往差序格局(如图2)。首先,家庭是傩仪传承及社会关系的核心,属于强关系。相应的,耳子歌内容、意义都是围绕婚姻、生育、建房等家庭仪式。耳子歌展演也只能在婚礼上和房屋落成仪式上才能进行,作为仪式性表演的耳子等角色都是通过家庭男性代际传承。其次,村落和族群是傩仪传承和社会交往的次中心,属于弹性关系。耳子歌得以传承有赖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内部互惠,村落内部礼物的流动使得社会关系走出家庭内交往,将村落和族群看作一个经济、政治、信仰的联结范围。白族耳子歌展演中的“耳子闹宴”在喜庆唢呐曲中以“三吹三打”“狮子贺棚”“央客入席”等村落成员互动中开始,整场傩仪展演中,“耳子”借憨傻之名,闯入婚礼现场凑热闹,讨食、抢红肉、提问题、闹新房、抓江湖郎中、参加祭祀祈福等,一方面以耳子粗旷有力的舞蹈体现生产劳动的动作以示村落协作;另一方面对于村落内部的规则的遵从通过耳子歌一系列仪式体现了山地白族农耕文化与宽容的人文思想。再次,国家是傩仪传承和社会关系边缘区域,属于弱关系。耳子歌中“判官审案”情节是山地白族对“国家”权力的想象,对行为越轨者的江湖医生没有严明的惩罚,随他溜走。耳子歌中国家权力在此让步于村规民约(乡土规则)和家庭伦理。可见,传统的耳子歌传承过程也是“乡土规则—傩仪行动—村落秩序”的框架下建构了“家庭—村落(族群)—国家”的日常秩序。
       当传统白族村落共同体治理进入到国家主导后,传统耳子歌传承中的社会关联随之变化,村落和家户放弃部分乡土规则,最大程度遵从权力模式选择生存方式。近代国家发展进程试图改造传统村落共同体,有过国营农场、人民公社、农村合作社、乡镇企业、新型合作社等制度形式。国家权力对土地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的不断调整使耳子歌等傩仪不停的遵从和适应之后延续至今。由此,耳子歌的发展不再是自然传承,其“规则—行动—秩序”的理论模型所呈现的是“国家—村落族群—家庭”的从“弱关系”到“弹性关系”,再到“强关系”的交往差序格局。首先,新环境下的耳子歌传承,国家是耳子歌社会交往的主要推动力量。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弱关系”成为耳子歌展演的主要动因。1966年以后,国家话语为耳子歌贴上“封建迷信活动”标签,直至20世纪末才再次在白族村落得以“挖掘”和“抢救”。1996年至2014年,当地政府部门成为耳子歌传承的使能者,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实用主义原则,让耳子歌被外人所熟知,成为地方“名片”。其次,村落或族群是耳子歌社会关系交往的中层场域,完成国家与家户之间的衔接。国家规则经过村落或社区改造,为耳子歌展演社会交往提供“弹性关系”。白族村落日常秩序建构是国家民族政策和社区族群约定的互构过程。再次,家户是耳子歌“范式”改造和展演的最后领域,对国家规则“异中求同”,对社区规则“同中求异”过程就是耳子歌展演与行动逻辑过程。特别是2014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以来,耳子歌传承方式更多的是国家规则的约制。但作为变迁的耳子歌和村落傩仪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国家与村落的塑造,而是在保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的前提下,在社会环境变化中采取策略性回应。
       综上,规则与行动之间强关系和弱关系二元对立状态并非一成不变,会随规则与行动在特定情景下的互动机制强弱和情感连带亲疏变化。耳子歌是村落内社会关系互动的仪式,只有将其置于白族村落共同体情景中,耳子歌才能获得生命力。耳子歌的展演与传承是村落共同体的“社会规则—社会行动—社会秩序”三者间的遵从与整合过程。耳子歌对村落秩序建构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一,激发村落共同成员的认同感,增强内部维系力。由耳子歌带动的村落文化成为村落社会成员的精神寄托,激发其村落、族群认同感。其二,耳子歌是村落共同体成员互动的重要方式。在市场低关联度山地白族村落,无熟人社会特征的日常秩序发生在村落成员无数松散的接触之中。而每一次的耳子仪式歌展演的参与性,为村落社会成员提供了交流、分享的空间,促成家庭内部交往之外的村落互动,扩大村落横向社会关联纽带。其三,耳子歌的展演完成了村落文化艺术传承。从表演形式来看,耳子歌集歌、舞、乐为一体。从道具而言,耳子歌综合了服装、美食、雕刻多个艺术门类;耳子歌是原生的傩仪与农耕文化的结合,是白族能歌善舞与心灵手巧的见证。“入遗”后进入补偿性保护阶段的耳子歌,其展演中更多融入了舞台性元素,更具现代艺术审美性。其四,耳子歌的教育功能。除了具有傩的一般性驱邪祈福功能,耳子歌以原始粗放而诙谐幽默、寓教于乐的方式,用土法道具配合白族话语中的谐音,艺术而又通俗地将日常生活中不便说的、羞于说的和难以说清楚的人类生活常识——“性”知识含蓄地表达出来,为即将承担人类繁衍生息重任的新婚夫妻进行特殊的“性”启蒙教育。另一方面,从“判官审案”中,体现了传男性家长的思想,反映出山地白族村落提倡一夫一妻制,倡导夫妇婚后生活中的忠诚与信任。其五,耳子歌成为村落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耳子歌生境村落检槽地处高寒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较少。耳子歌被关注以来,吸引者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民众前往,并将这一傩仪通过现代媒介传播。如今,远亲近邻慕名来看耳子歌展演,检槽白族村落与相邻村落交往互动增多。可见,村落秩序建构是在社会事项对规则的遵从与整合中通过变迁与调适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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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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