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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作者:岳庆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6-27 | 点击数:1611
 

  李小沧认为:从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后,在表现形式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依靠文献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虽然研究过程中常有实物资料相佐证,但单调而古板的表述形式常造成史学界的沉闷气氛,更无法真实地描绘出过去的历史全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的录音、录像、网络等科学技术则为历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口述史不仅使文字的表述生动化、通俗化,而且能借助口语、音乐、影视、演说等手段完整、真实地保存宝贵的历史材料,让人们直接观察、欣赏和评价,使活生生的历史原貌较为丰满地得到再现。

  现代口述史的价值和贡献主要有四:一是口述史方法的广泛应用,方便了各领域专门化历史的研究,在增加史料方面发挥了显著功效,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二是从口述史过问、展示和探索社会生活的广度而言,也是远胜于传统史学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史则在传统领地旁边开垦出一片展现民众生活的园地。三是现代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实现了"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学界高雅与通俗主复线交叉、社会与个人经历纵横相连的全新格局。四是口述史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参与、探索和考查,广泛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响,社会各阶层面对口述史的生活化研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郑引等认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这是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口述史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上层转向下层,它适应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大趋势,同时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丰富的可能性,它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政治借鉴和训诫功能,而是将历史的关怀注入一种更具社会意识、更民主、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口述史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在文献史料占据绝对权威的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占有了一席之地。历史研究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五、口述史的局限

  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采访和发掘确定的史实,是口述史的重要局限,也带来了口述史的一些不确定点。王军先生认为:口述史第一个不确定点是:"在一个人的讲述中,哪些是私密的话题、哪些是公众的话题,经常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私人生活历史为主题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以发现、保留史料为目的的口述史经常是以"回忆录"、"自传"、"实录"等名称出现的原因。

  口述史第二个不确定点是讲述者的记忆。第一个问题是谁在回忆什么?经常是讲述者首先被采访者回忆起来,才会被采访者采访。在采访者采访之前,很多讲述者根本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记忆不只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而且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记忆是"真实地存在于一个人精神中的,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发生过的事件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作用或者适应了现在的需要,留下了印象才会被记住,因此"记忆是现在经验的一个维度"。可见,记忆中的过去不是透明的、确定的,相反都已经过了各种变形。个人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第三个问题是遗忘,包括自然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被有意留出的空白。讲述者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性记忆则要复杂得多。讲述者即使在同意讲述之后,他也未必愿意讲出采访者希望得到的一切。有人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凡是讲述者的记忆希图或者实际上已经遮蔽的部分,都需要采访者在采访(对话)中和采访后解决。

  口述史第三个不确定点是采访(对话)。对话往往会产生歧义。口述史是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和结果一同展示出来的历史,它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对话。讲述有发展成为文学(故事)的倾向--历史上很多口头流传的故事最终都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是采访者所借助的工具--谈话--本身的问题。在谈话中,采访者和讲述者首先是合作的关系,也不乏斗智斗勇。对话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都会影响最终的口述史的面貌。

  张广智认为:"如何看待受访者的回忆,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可以存疑的。造成这种缺憾有很复杂的情况,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避重就轻、或自我拔高、或无中生有、或欲言又止),或受访者受到了访谈者的诱导(或暗示、或曲迎等)而使'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如此等等。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回忆失真,从而背离了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先生指出:"现在有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

  有的学者指出,最好的口述史工作者应该是学者,他们对某一特定领域有精心准备和深入研究,为采访对象准备了细致的问题纲领。这就准确地指出了采访者的重要性,在口述史逐渐普及而问题多多的今天尤显其深刻。口述史的真实性主要是操作过程中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采访者在采访中要主动出击,以质疑的态度面对讲述者。所谈的虽然是保证口述史真实度的问题,却引出了采访者与讲述者关系的问题--尽管口述史是采述双方合作的产物,但合作中也包含了质疑。1998年末,美国《口述史评论》主编勃鲁斯·斯代夫在北京大学作口述史的讲演,他一开场就说:"在中国,口述史就像'中国的难题'(The Chinese Puzzle,这是勃鲁斯·斯代夫写的一篇文章的篇名)一样,难以寻找到所有的部分。"

  口述史的确无法回避因其强烈的主体参与所导致的主观性而引发一些学者对它的责难。不少学者认为,口述史料是以口述者对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回忆对象的,受口述者心理因素和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口述史不仅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而且还可能会掺杂有口述者不同程度的主观成分乃至虚假成分。口述史面临的最大难题或首要问题就是记忆或回忆的"可靠性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口述史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及其科学性,能否确保实现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便成为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口述史的局限以下略举二例:

  一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当事人在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中对此众说纷纭,如许德珩说:“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潘菽在《难忘的重庆岁月》中说:“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金善宝在《风雨同舟忆当年》中说“由许德珩、税西恒、潘菽、黄国璋、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初大告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谢立惠在《回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一些活动片段》中说:“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社,而民主科学社又是由两个座谈会建立起来的,一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另一个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雷启汉在《关于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几个问题》中说“九三学社是吴藻溪等人发起的。因为当时许德珩同志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吴藻溪等人邀请许德珩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许德珩同志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后,就将原民主科学社的发起人作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漆文定在《关于九三学社前身之说的几点意见》中说“‘九三’有个前身之说,年就见报了,当时吴藻溪极力反对这种说法。一说什么‘民主科学社’是‘九三’的前身,奇怪的是年过去了,始作俑者又把‘九三’的前身改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最近‘九三’的前身又变成了‘九三座谈会’。另一说‘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是‘九三’的前身。真象变戏法一样,一变为二,再变成三、成四不断地在变众说纷绘,扑朔迷离。”在以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中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潘菽的说法。既然“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则说明大家同意“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名称。既然“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张小曼“先后数次查阅了《新华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解放日报》等当年的报刊杂志,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所谓‘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的报道。

  二是周总理给梁希回条的内容。1949年9月,梁希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总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先生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先生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总理:"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此后一般的说法是:周总理看后写了一句话回复给梁希先生:"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先生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总理。或者如此说:"散会后,周总理来到梁希的身边,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梁希,梁希坚定地说:'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当我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回复给梁希先生的"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时,就隐约感到这种生硬的口气不符合周总理对梁希先生说话的风格。后来颇费周折,我终于查到了袁敏之执笔的《周慧明教授的回忆》,周慧明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秘书长,林业部林产工业司副司长。她说:"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梁希先生出任国家林垦部部长。梁希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还是回学校教书好。周总理闻讯写了一张字条'梁先生:你是认真的人,故临时而惧,我应该向你学习。但当仁不让,你应该向古人学习。'梁希受到很大的感动,立即回一字条'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表达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的决心。1958年梁希部长去世后,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现保存在我这里。"(岳庆平注:周慧明教授去世后,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一直未找到,但我在周慧明教授的亲戚家,用相机拍下了周总理写的这张字条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一般说的周总理回复给梁希的"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其实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采访者多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被访者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当然这并不是说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傅光明在《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讲座中说:口述史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甚至有时我们就愿意听独唱。现在的重要性已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它们都是不同的声部。而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结论中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呈现不同声部的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

(本文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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