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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雁斌认为：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汤普森认为：口述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王宇英说："口述史"概念屡遭滥用和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40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
二是关于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关系的争论。翦伯赞指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常建阁认为：“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赵乃林认为："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另外，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件政策出台不可能详细记载，有些细节，不可能被相信。而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历史事件、政策发生和出台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写，这使我们对文献史料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闫茂旭认为："回忆录、访谈录作为补充与辅助,既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搞'二重证据',最大程度地解释历史问题;又可以增加学术研究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如对普通人的采访、对中下层民众的访谈,可以为以笔述为主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文献资料中所缺少的社会史资料。当代中国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因其当代性而具有关怀现实的落脚点。亲历者的回忆和访谈能够激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感悟。"
19世纪前,口述史料是西方历史著述的重要依据。19世纪中叶后,德国兰克学派将文献记载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依据，认为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从此文献考证成为西方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早期从事现代口述史的学者大都主张: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因为"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
张注洪认为："当代中国史料长期以来纪实多于回忆，近些年口述回忆史料始大量问世……报刊书籍中俯拾皆是，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口述回忆材料所见不少，个别质量不高，利用时要注意鉴别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马威克认为："不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杨雁斌也认为：口述史料必须同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胡晓菁认为：“要印证某一个学术观点或者历史史实时，是以书面材料为主，还是相信被访者的口述，则需要仔细甄别。口述者的口述和公开出版物不符合时，应转而去查阅相关档案。笔者认为，档案记录的真实性较高。如果现存已解密的档案解决不了，口述工作者也不应单方面以被访者的口述来印证观点，如实列出书面材料和被访者的口述即可。其次，当口述人的叙述掺杂了口述人自身的旗帜鲜明的立场、态度，或是口述时情绪偏激，这时，口述资料可能会和真实的历史有所区别，在没有做进一步调查研究时，不应直接作为还原历史的依据。”
李扬新认为：由于口述档案是事后形成并依赖于人的记忆,所以持批评态度者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口述资料与档案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不同,两者的作用是不可能等量齐观的。口述档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参考资料性质,这些因素使口述档案起不到凭证作用,不具备与档案同等的合法性、可信性。维护口述档案合理性者认为，虽然人的记忆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口述档案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的来说,它由当事人或熟悉情况、了解内幕的人讲述,基本内容应当肯定,是可信的。而且口述档案与文献档案一样,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历史文件所揭示的真实性与口述档案所揭示的真实性一样,其合法有效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或形成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口述档案是一种印证历史事实较为可靠的史料,因为它是在采访某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领导者或参与者)的活动中形成的,并非矫揉造作之物,而且采访活动是在历史事件发生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后进行的,受访者没有什么顾虑,能够比较客观地陈述事实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档案有时比文献档案更可信,可将被历史歪曲的东西从口中复活。
三是关于口述史如何保证真实的争论。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因素多种多样，有人从口述者、采访者、整理者三个因素分析对口述史真实性的影响。就口述者的动机而言，可分为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历史责任型、维护正义型、公益事业型、获取报酬型、辩诬白谤型等多种。口述者的动机不同，当然会影响口述史的真实和质量。有人认为口述史料比文献史料的失真性更强，甚至还有人认为口述史只是类似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只配让热心有余、专业学识不足的业余学者和古董收藏家作参考。《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表示，受访者不能提供准确信息有很多原因，如记忆问题、个人考量和环境影响等。有些老人说着说着就像电影情节了，"并不代表着有意说假话，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记者已经基本上变成专家了，经常纠正他们的话"，"尽可能减少这种误差"。左玉河先生表示，口述访谈中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刘仰先生认为，以往描述历史时宏大叙事比较多，现在口述史关注个体命运的视角越来越多。"一个人单方面去说，会存在失真性。如果多人、多视角的叙述，离真相就会更接近一些。"王海晨等认为，"口述历史真实性的源头来自口述者的真话。影响口述者说不说真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口述者的记忆、人格、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口述者口述时的环境(政治、法律环境)、心境、情绪、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和对口述后果的预判等。""习惯于撒谎的人不会畏惧对面坐的是谁，也不会因为有录音机他就能说真话。历史学家要的是口述内容，至于口述者说的是真是假，历史学家会按照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判断标准作出相应的判断，他不会因为口述者的话是从录音机里出来的而放弃对其真实性的考证。"
唐德刚提到《胡适口述自传》时说："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王海晨等对此指出："当受访者完全服从于采访者的背景被口述史使用者了解之后，当人们知晓存藏于档案馆里的胡适口述原版录音带，只是胡适在读别人写好的稿子留下来的声音时，不管这部口述史价值如何，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更多口述历史客观性的怀疑。"而闫茂旭则高度评价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注释文字几乎和口述正文相当。这些补充的资料体现了史学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使口述不再是简单的回忆,而成为一种有旁征考证的、细节比较清楚准确的历史记忆。"
王军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口述史实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理论界则相对沉默。究其由，则在于过度强调口述史真实与否的资料价值，容易抹杀其参与者的个性，影响其扩展研究空间。"在究竟谁是口述史的作者或权威的问题上，"弗里希提出的'共享权威'是在考察采访者、讲述者的合作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口述史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那样简单，也不仅是采访者、讲述者两人的事情，而是涉及众多因素。"英国学者托什认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
脱口而出的回忆与深思熟虑的回忆，哪个更真实?程中原认为："一般说来,经过深思熟虑的回忆更接近或符合历史的真实。"而王海晨等认为："人们往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非正式场合说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生动翔实和众说纷纭是口述史的特点，也是口述史的局限，所以历史学家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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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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