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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7 | 点击数:2102
 

  六、解开罗永麟的文学史之“谜”

  那么,罗永麟回忆中的那份“个人研究计划”究竟是否存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意外地发现一份《上海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196230—1971年工作规划(草案)》(以下简称《工作规划》),其中提及:“有重点地进行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历代民间歌谣的思想倾向’‘我国四大传统故事的特点’等。”从《工作规划》的选题计划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组的成员包括姜彬、赵景深、罗永麟、洪汛涛、魏同贤、任嘉禾、皮作玖七人。但是《工作规划》未署作者,就在笔者努力寻找新线索时,陈泳超说扬州大学退休教授车锡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车锡伦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1960年跟着赵景深读民间文学研究生,赵景深先生曾对他说,应该多向罗永麟请教学问。于是车锡伦就经常去罗永麟家,两人也很谈得来,罗永麟那时就经常说到四大民间故事。这个时期刚好有一个契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时在上海还没有成立分会,罗永麟等人老想在上海成立一个民间文学的研究组织,就想先在作协下面建一个民间文学组,因为当时是姜彬担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据姜彬履历,应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引者注)。既然要成立民研会,当然就得向组织汇报他们将要从事哪些工作。当时罗永麟给作协写过好几次工作计划,可惜那些计划都找不着了。在这些计划里,罗永麟把四大民间故事的调查研究计划写进去,这个事,罗永麟跟车锡伦提到过好几次,他记得很清楚。1962年的时候,上海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当时罗永麟、车锡伦都是特邀代表,车锡伦虽然还只是学生,但他是很活跃的学生,所以也受邀参会了。文代会本来没有民间文学方面的代表,他们因为想要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所以也受到邀请,写了计划。总之,在1960年前后,罗永麟递交过好几份计划书,每次都讲到要做四大民间故事。

  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时间是1962年5月8—15日,《工作规划》的发表时间是1962年7月,车锡伦的口述史与毛巧晖的资料高度吻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上海文学研究所与上海市作协是什么关系?据陈勤建介绍,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前,上海文学研究所是上海市作协下属的研究机构,民间文学组就挂靠在这里。1980年,民间文学组被并到上海市文联,这才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在此完全吻合,现在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份《工作规划》正是出自罗永麟之手。

  那么,这份《工作规划》是不是罗永麟生前感叹“似乎要成为一个文学史之‘谜’”的那份“个人研究计划”呢?答案也是肯定的,证据有两条:第一,在这份《工作规划》的末尾有“研究选题及出版计划”,其中“我国四大传统故事研究,1962—1963年进行”就只归在罗永麟个人名下;第二,赵景深在《开展上海民间文学工作》一文中提及:“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几次的会上大都表示了愿望……华东师范大学罗永麟教授准备编写民间文学概论的详细提纲约五六万字,还准备完成四大民间故事研究十万字,其中的梁祝故事已经写成,可以供给剧曲界参考。”可见,《工作规划》中关于“四大传说”的部分,就是罗永麟的“个人研究计划”。

  七、从“四大故事”到“四大传说”的转化

  1983年还有两个“四大传说”的重要传播事件:一是《孟姜女》重回初中语文课本;二是《百科知识》1983年第5期刊载李稚田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

  1979年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是传统民间文学复兴的一个拐点,相关文化部门在观望和酝酿一段时间后,从1981年开始付诸行动,曾经被剥离初中语文教材的《孟姜女》,重新回归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七套语文教材初中第三册(1982年开始使用)。为了配合中学教师的备课与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推出《初中语文教材新探》第三册,由该校中文系教师赵仁珪撰写的课文解读中,第一句就说“孟姜女、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合称中国四大传说”。赵仁珪回忆:“我那时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不久,对民间文学也不太懂,我当时一定是请教过搞民间文学的同事。我们北师大有一位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你知道吗?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他的学生,我们关系都很好,我一定是向他们请教过的,具体谁我想不起来了。”该书仅第一版就印了12万册,假设当年有10万教师用了这本书,就可能有数百万学生接受了“四大传说”的概念,教材与教辅的知识渗透力是无与伦比的。

  同一年,当时风靡全国的《百科知识》杂志发表了李稚田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这是最早将“四大传说”用作标题的文章。诸如“三大××”“四大××”这类“叫起来比较响亮,也比较简洁”的小知识,正迎合了80年代初全民知识饥渴阶段的知识速成诉求。这篇文章很快被各种文化普及性书刊竞相改编、转载,如《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解放军报通讯》1984年第5期)、《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沙堆侨刊》1985年第9期)、《我国民间四大传说》(《常用知识手册》,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四大民间传说和四大谴责小说》(《中学生》1985年第1期)等。

  经历了1983年的“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以及赵仁珪的教辅渗透、李稚田的知识普及,从1984年开始,“四大传说”作为一个民间文学新概念,不仅被写入刘守华的《民间文学概论十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甚至被当作“科学文化知识”编入《全国知识竞赛题解汇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全国百科知识竞赛大全》(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等。

  对于“四大传说”概念的习得渠道,李稚田只记得是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老师提过。李稚田的同学程蔷也记得,她读研究生时就听说过“四大传说”,但当时关心的重点不在“四大”,而在传说与故事的区别,按钟敬文的定义,这四个作品理应属于传说。李稚田的另一位同学刘铁梁更清楚记得:1979年他们研究生刚入学不久,“四大传说”就在钟敬文的课堂上讨论过,许钰和陈子艾两位教师也在。“之所以要讨论‘四大传说’,是为了讨论传说和故事的区别。当时有同学提出来,这‘四大传说’,单拎出来,谁也比不上许钰老师研究的鲁班传说大,因为许钰老师有一篇写鲁班传说的论文(《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关于鲁班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大家都看过。甚至有同学认为这‘四大传说’连王昭君传说都比不上。钟先生一般不说话,他的意思是,所谓‘四大故事’或‘四大传说’,只是个噱头,为什么是‘四大’而不是‘五大’,为什么是这‘四大’而不是那‘四大’,这不是一个学理问题,没有讨论价值,应该讨论的是它们到底是传说还是故事。通过这样的案例讨论,大家对于传说和故事就区分得比较清楚了,也认识到这四个都是传说。”

  也就是说,在北师大的课堂上,罗永麟的“四大民间故事”被用来教育研究生如何区分传说和故事。刘铁梁的回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四大故事”传到北京就变成了“四大传说”,同时也解答了笔者心中的疑惑:钟敬文很少使用“四大传说”的概念,直到1990年,他才用不大情愿的语气在一篇文章中顺带提及“例如现代号称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故事”。

  钟敬文是中国传说学的主要倡导者,早在1931年,他就在《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对传说的特点进行概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中山大学、香港达德学院讲授民间文学课程,其结构体系中就包括了传说这一体裁:“民间文学这一科印的共有两类,一类是神话、传说、童话、歌谣、谚语等民间作品选,另一类是关于这种作品说明、研究的论文。”50年代以来,其民间文学结构体系调整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各类歌谣和故事歌;谚语、谜语;民间戏剧”43,传说学始终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项目,钟敬文担任故事卷主编,力主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三分法,将其分类体系强势落实到全国故事普查工作中。可见,对传说概念的捍卫,就是对钟敬文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捍卫,在这个问题上,钟敬文是毫不含糊的。来自罗永麟民间文艺学体系的“四大故事”不断北上,但最终只能以“四大传说”的身份立住脚跟。

  八、“烟花商模型”:知识生成模式的一种

  追踪了“四大传说”的知识生成,有必要再按时间顺序做一简单梳理,以厘清从知识生产到知识接受、再到知识普及的经典生成脉络。

  (一)生产期(1957—1962)

  1951年有三家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没有统编教材,各自使用不同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其中早稻田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出身的罗永麟因爱好民间文学,被贾植芳拉进教学队伍,他计划从民间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入手,从个案研究上升到系统研究,建立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为了申办独立的上海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罗永麟将“四大传统故事”的研究设想写入了申办机构的《工作规划》,上报给中国民研会。民研会将之刊载于内部发行的《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2辑,这份内刊虽发行量不大,却很受民间文艺工作者重视。

  “四大传统故事”的提出在1962年是不合时宜的,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是,它在许多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记忆深处埋下了一些隐约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再次被提及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觉得太陌生,觉得“印象中很早以前就有这种说法”,因而很容易默认为一种“传统”。

  (二)存储期(1963—1978)

  罗永麟这份不合时宜的《工作规划》虽然没有引起反响,但没有影响他对“四大传说”的继续思考和研究。1964年,他完成了第二篇论文《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初稿,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已经无处发表。一直沉寂到1978年,就如做好的产品,被压在仓库,一压就是十几年。

  (三)推介期(1979—1982)

  1979年,本已退休的罗永麟重新上岗,他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热烈讨论了以孟姜女传说为代表的传统民间文学的研究问题以及新时期的工作任务和规划。从当时罗永麟的学术地位及其学术雄心来看,他一定努力推介过“四大故事”的概念。1981年,罗永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届年会,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提交论文《论〈白蛇传〉》,继续北上推介。

  “四大传说”中有三大传说盛行于吴语方言区,80年代初,“吴语协作区相继召开了数次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学术研讨会,这都与罗永麟的推动有密切的关系”24。罗永麟一再强调“四大民间故事”,苏浙沪等地民研会也在相关资料中反复申明该传说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神话故事之一”。由于这些资料只是内部发行和寄赠,虽然加深了部分民间文艺工作者对“四大传说”概念的印象,但并未获得大范围传播。此外,“四大民间故事”“四大神话故事”“四大传统故事”之类的混乱称呼,也妨碍了这一概念的传播效力。

  (四)燃放期(1983)

  1983年,“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主流媒体的报道、孟姜女重回初中语文课本以及《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在《百科知识》发表,终于让“四大传说”像烟花一样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家庭里绚烂绽放,逐渐定格为一组文化经典。而1983年的三大传播事件,恰恰都不是罗永麟主导的。罗永麟就像一名烟花商,其产品自从生产出来后,就一直储存在寂寞的阁楼上无人问津,必须熬到春节来临,才有机会四处推销。而最终点燃这些烟花的,并不是烟花商(罗永麟),也不是他的客户(《白蛇传》研究小组、钟敬文),而是客户的客户(新华社记者、赵仁珪、李稚田)。对于烟花商来说,他只是设计产品(反复修改论文)、推销产品(三次北上),至于产品落入哪一级分销商,是否重新贴牌包装(改装成“四大传说”),用哪种方式来营销和使用(新华社通稿、初中语文教材教辅、《百科知识》),则是他无法掌控也难以预料的。

  正如罗永麟永远不会想到的,“四大民间故事”被钟敬文当成课堂上文类教学的反面案例,却被学生批判性地正面吸收,糅合罗派“四大”与钟派“传说”,以“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的响亮标题,在五十万发行量的《百科知识》上高调推出。他更加想不到,一个并非民间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会将“四大传说”写入初中语文教辅,成为最有效力的积极传播者。他孜孜不倦努力了二十多年没有成功的事业,在他七十岁这一年,突然像烟花一样绽放,照亮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至今依然闪耀在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下。

  经典知识的生成并不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必然逻辑推导,而是客观性(传说本身的价值)、主观性(罗永麟的偏爱)和偶然性(三大传播事件)接力而成的结果。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知识生产并不受到科学法则及辩证逻辑的必然约束,一个在学理上“没有讨论价值”(钟敬文)的“四大××”话题,在全民渴望知识的80年代,却是一剂解渴甘霖,一经媒体传播,就迅速成为社会共同知识。

(本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参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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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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