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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7 | 点击数:2101
 

  三、线索二:贾芝与《民间文学》

  一个来自地方学者的民间文学概念,如果不能得到中国民研会的认可,要想借助主流媒体成为公共文化知识,是很难想象的。“四大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民研会多数领导和专家的认可,关键还在于它们都是异文丰富的大容量民间传说,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具备多种面向的可塑性,经过适当的编选和阐释,有利于宣传和推广民间文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贾芝对“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会上做了报告,会后补写了论文,其中特别指出:“大约在1954年,我提议发动搜集四大传说,曾由《民间文学》发了一个征集启事,收到了一部分各地流传的孟姜女故事以及关于孟姜女的碑文记载。可惜后来未能坚持征集,十年动乱中又丧失了大量资料。”贾芝的记忆可能有误,《民间文学》创刊于1955年,不可能在1954年发征集启事。笔者翻遍1955—1966年全部107期《民间文学》,没有找到这则征集启事,只有两则疑似征集启事的“编后记”,集中出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957年。由于该年第3期刊发了河北民间曲艺《哭长城》,“编后记”指出:“汉族的有名的传说故事如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牛郎织女’最初是神话)……虽然已经有过不少记录本,但是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在口头流传着,现在的材料还远远不能满足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像关于牛郎织女,对它的主题、情节,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大家所依据的材料太少,特别是直接从口头记录的材料太少,到现在还未看到十分有说服性的结论。”第6期“编后记”也有相似内容:“关于汉族的一些重要的传说,如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鲁班……我们收到的资料还不是很多。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宣告,征集这样一些传说、故事的资料,希望大家踊跃寄赠。”但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民间文学》全面转向歌谣运动和革命故事、新故事的挖掘整理,很少编发传统民间文学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祁连休在与笔者共同分析这两则“编后记”时认为,这里两度提及孟姜女、梁祝传说、牛郎织女,都缺少白蛇传,反而插入鲁班传说,恰恰说明直到1957年,在主流的民间文艺研究界还没有形成“四大传说”的提法。只能说明孟姜女、牛郎织女、梁祝传说、鲁班传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批传说。

  事实上,鲁班传说才是最典型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总共107期《民间文学》中出现频率稳居第一,数量远超“四大传说”相加的总和。由于工匠行业分布广泛,鲁班传说的流传区域也远胜于“四大传说”中的任何一个。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1980)的“民间传说”部分列举了近两百个传说案例,其中出现最多的如鲁班传说9次,孟姜女传说6次,梁祝传说5次,包公传说、白蛇传说各4次,刘三姐传说、岳飞传说、李冰治水传说、董永传说、李闯传说、干将莫邪传说各3次,而牛郎织女传说仅1次。尤其在北京,广泛流传着鲁班助建北京城的传说,鲁班被认为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杰出代表。如果让北京民间文艺界来评选“四大传说”,鲁班传说一定能入选,而主要流传于吴语方言区的白蛇传则很可能落选。

  四、相提并论的重要传说与“四大”成立的印象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将“孟梁牛白”任意两个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很常见的,将其中三个放在一起也偶或可见,如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序言”:“我们的作法,大致上按故事作单元,如‘梁山伯·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不加任何删改,同时印上原书的插图、书影,以供研究者的参考。”此序只缺牛郎织女。又如,《人民日报》社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只缺孟姜女,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文艺报》1952年第24期)只缺孟姜女,吕霜《略谈中国的神话与传说》(《光明日报》1954年4月12日)只缺白蛇传,曹道衡《批判胡风对祖国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光明日报》1955年2月27日)只缺牛郎织女,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一班瞿秋白文学会《评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光明日报》1958年9月14日)只缺梁祝传说。但是,要在一篇文章中将“四大传说”全部论及,却极罕见。笔者所能找到的,只有梅兰芳《中国戏曲艺术的新方向》(《光明日报》1952年9月3日)、程毅中《从神话传说谈到“白蛇传”》(《光明日报》1954年4月12日)。上述七文之中心思想,大约可以梅兰芳一文为代表:

  优美的民间传说也是戏曲艺术的宝贵遗产之一。如表现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表现反对暴政(徭役)的“孟姜女”,表现鼓励劳动的“天河配”,都是非常可喜的剧目。坚贞纯朴的爱情穿插着曲折动人的故事,无怪它们能够博得广大观众的欢迎。我们在剧改中处理这些民间传说的剧目,反对反历史的反现实的创作方法。如有人改编“白蛇传”把白蛇改为普通的人,改编“天河配”,牵强附会地穿插一些我们现在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识,机械地结合现代生活这些错误,都受到了批判和纠正。我们现在所要作的和正在作的就是尽量恢复这些民间传说的纯朴、优美的本来面目,保存其传统的、美丽的、富有想像的故事,加以正确的分析处理。

  “四大传说”与主要通过口头流传的一般民间文学作品不同,它们都被戏曲、说唱等表演形式和文字载体反复改编。它们之所以在50年代被视作最重要的传说,与民研会的人事组成也有关联。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设五个专业组:民间文学组、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其中民间文学组和民间戏剧组共享大量俗文学作品,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俗文学中的戏曲唱本和弹词、宝卷,都被当作“民间文学资料”得以印行,比如《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主要收录了“孟姜女哭倒长城故事的各种民间传唱文学,从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曲子起,到本世纪初年的宝卷,共计36种。表现的形式,有民间歌曲、传奇、鼓词、宣讲、南词、宝卷等”。50年代,汉族的民间文学类遗产清理,主要还是以歌谣搜集和旧唱本整理为主。上海出版公司印行的“民间文学资料丛书”几乎全是说唱资料,《梁祝故事说唱集》《白蛇传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董永沉香合集》外,连《西厢记说唱集》都被当成了民间文学。这套“民间文学资料丛书”很可能是“孟梁牛白”被捆绑打包最重要的印象基础。

  另一个有助于将这四个传说捆绑在一起的参考文献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这是1978年之前唯一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专史,在学界有很大影响。该书为七个故事列出专章: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花木兰、孟姜女、岳飞故事、杨家将、白蛇传。这七个故事中有四个爱情故事,单独拎出来成为一组,是很容易想到的组合方式,至少也为后来“四大传说”的通行提供了印象基础。

  五、“四大传说”概念的发明

  较早提及“四大传说”的文献,还有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招考研究人员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基础课试题”,第二题“简论汉族的四大传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25分)”22。据出题者祁连休说:“(‘四大传说’)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何人首先提出,我真记不起了。在‘四大传说’研究中卓有建树的罗永麟先生,使用的术语却是‘四大故事’。正因为那时候‘四大传说’的提法还不怎么流行,所以才需要在括号中将四个传说一个个罗列出来;再有,试题中用的是‘四大传说故事’,这也说明‘四大传说’的术语当时还没有定型。”

  20世纪80年代初“四大传说”概念难以定型的状况跟上海文艺圈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上海是民间文艺研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作为全国中心的北京。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就有两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据罗永麟回忆:“当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1951年。”24因为没有统编教材,三人各有一套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钟敬文的概念体系中严格区分了神话、传说和故事,赵景深则将故事区分为神话与童话两类,罗永麟则以故事来统称神话之外的所有口头散文叙事作品。所以,罗永麟自始至终未用过“四大传说”,而是顽强地使用“四大民间故事”或“民间传统四大故事”,与此相应,苏浙沪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也不区分传说和故事,统称故事。而北京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大多接受钟敬文的概念体系,传说和故事区分得比较清楚。

  1983年之前,除了祁连休的“专业基础课试题”,所有提及“四大传说”的文献资料,全都出自以上海为中心的两省一市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也就是说,“四大传说”很可能是源于以罗永麟为代表的上海民间文艺工作者。郑土有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罗永麟:“据罗永麟回忆,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说法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写的一篇谈个人研究计划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该文发表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份内部通讯上。但由于资料保管的原因,目前该通讯尚未找到,似乎要成为一个文学史之‘谜’了。”可是,罗永麟的记忆或许有误,因为当时中国民研会通讯从不发表个人研究计划。不过,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回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1977或者1978年的时候,中文系派我担任罗永麟先生的助手,徐中玉找我谈话,他反复提到一点:‘你跟着罗先生搞民间文学,要多向他学习,但是呢,像他那样专搞“四大传说”也是不够的,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方面。’可见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认定罗先生主要搞‘四大传说’了。”事后陈勤建再次电话告知:据50年代入学的一些老校友回忆,罗永麟讲课时,内容就是以“四大传说”为主,其他一些老师对此还颇有微词,觉得他的课程来来去去只讲四个传说,学术视野太窄。

  罗永麟曾回忆自己从小就听祖母讲“四大传说”,上海另一位较早在论文中提及“四大传说”的学者任嘉禾,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小就对“四大传说”很有兴趣。但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很早就有“四大传说”的概念,两人的回忆只表明他们从小就听过这四个且不限于这四个著名传说。任嘉禾的说法大概属于事后追忆,事实上苏浙沪一带牛郎织女传说并不盛行。两省一市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曾先后展开过白蛇传、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专项调查,却从未调查过牛郎织女。协作区主要倡导者姜彬曾反复强调吴语方言区是以“三大传说”为主:“以长篇吴歌、《白蛇传》、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三大民间传说和新故事为中心的民间文学,到一定时期,也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学者所注目的一个研究对象的。”

  江苏长大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在与笔者的电话讨论中指出,三大传说是符合吴方言区实际的,“四大传说”反而不大可能由吴方言区的地方学者提出来,因为牛郎织女传说在当地远不能跟另外三大传说相提并论,倒是罗永麟这样的四川人,作为外来学者,更有可能提出一个更具全国覆盖性的新概念。郑土有的解释是:“罗先生之所以把牛郎织女放入四大故事,应该与他对牛郎织女的情有独钟相关,他在1953年12月29日完成的叙事长诗《牵牛与织女———民间传说》(未发表,手稿在我处),仿佛再现了罗先生小时候听祖母讲故事的场景,其中还提到四川特有乞巧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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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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