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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迅 张举文 孙正国] 民俗影像的操作化与可能性
——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
  作者:熊迅 张举文 孙正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6-02 | 点击数:1102
 

  三、民俗影像记录的尴尬与突破

  熊:孙老师,如果要达到你说的理想状况,你觉得在国内的学术界,有没有阻碍,有没有突破的方法?

  :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在学科认同上,不像人类学可以无限地叠加它的学科的视野,所有的交叉学科都可放到人类学的框架中思考,而民俗学这方面的认知度可能比较保守或有局限,所以现在民俗学谈不上有多少延伸的、交叉的概念。这可能在学科的意识上、认同上有比较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它涉及到了技术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你要把技术把握得很好,又要有深度的田野调查报告,又有深度和持久的体验和民俗的观察。这个对研究者,对工作坊的推进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本身,它本身也是有理念的。比如说这个镜头是拍什么,应该怎么表达,是有规定的,这次工作坊就明显体现出这样一个矛盾。比如学影像学和学民俗学的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与其说是学科之间的好恶、偏见,倒不如说就是技术和人文的冲突。技术有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它就和你的人文学科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除非充分地在理论上去把握这个民俗现象,在理解中记录,才会有一个更好的融合。否则你技术再好,也不会克服这个矛盾。我们现在有一个偏见,尤其是我这一次,我们让所有有技术的人当组长,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理解好像我们就是要做个(传播学意义上的)片子。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是田野在前,而且前面的梳理也非常关键。只有理解了现象,只有有深度的思考,你的纪录片才会真正有价值。否则任何人剪片子剪下来都会呈现出自己的主题,但都抵达不了真正的民俗现场,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田野上去真正克服。

  :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张老师,您就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

  :通过第二期工作坊,我觉得基本上发现了预想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学科之间的冲突。第二届工作坊中一些是在拍片上有经验的人,还有一些是文本研究很深的人,但是没有接触过机器,还有一些受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培训的。我们这个工作坊的目的还是要学会怎么记录,这是第一步。其实我个人认为民俗学就是要学会怎么记录,当然记录本身就有一个再现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不同学科在拍同一个场景时,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拍出来的片子的价值也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我曾经看过一些纪录片拍弹古琴,我作为对古琴感兴趣的人,我关注的是它每一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用什么指法。如果一个懂艺术的、传统的人,他的镜头会关注手型、指法。可是如果不懂传统的人,他可能把镜头放在他的眼神或背景上,虽然画面可能很美,但当我想得到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得到,除了声音,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记录就是没有意义的记录。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记录的根本问题了。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纪录片对于传统本身的传承,本身的核心,没有一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很强调,你是作为一个内行还是外行来记录。再比如陈建宪老师展示中,有这么一个场景,记录一个即将消失的民间舞蹈,这个舞蹈的人试图传递给下一代这个舞蹈独特的地方,可是纪录片这时候都是拍远景,并没有记录细微的手型,眼神,因此这个剧种的特点没抓到。所以仅仅是拍到并不等于有价值。这个东西和孙老师所说的文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赞同他的观点,文本和音像两者缺一不可,这才是完整的记录或理想的记录。影像也必须是到位的影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影像和文字应该是有效的结合,才能达到我们真正记录我们自己、民间生活的目的。在邓启耀老师的书里面也提到,仅仅是一个景深,就展现出文化观点的问题。[4]你是拍的人体本身,还是在房子前或河流前,表面看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观的再现的问题。所以记录试图客观,但隐含再现的问题。但如果再现没有相对客观的记录作为基础,再现会出现更大的偏差。这些关系也是我们反复讨论的。这次工作坊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所展示、碰撞。最后,总结出一个工作坊的田野记录的手册,通过理论观点的应用、实际操作的掌握、田野规则的实践,对我们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记录有所指导。

  四、民俗影像记录的伦理问题

  孙:张老师,这里面你还提到了一个伦理问题,影像当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问题的。但民俗学就特别强调伦理。

  :人类学也是,搞田野的都会涉及。

  :但影像和伦理很矛盾,首先影像记录的出场就会打破伦理,其次就是记录过程中的选择,未来的影像记录过程对伦理的处理可能是一个难点。当你用摄像机去拍,人家就注意到了,那这个伦理问题民俗学过去是没有的。影像实际上是一个很强势的媒介,它的传播也好,记录方式也好,是一个很霸道的方式。比如我们聊天,没记录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把摄像机一架,可能就不在是真正自然的聊天了,它就是一个被记录,所以在伦理上,被记录和自然状态的关系就是技术和民俗的关系。如何在理论和民俗的支撑下完成记录,使他从被动转为主动,这个伦理问题就解决了。

  :伦理问题我也特别强调,我记得06年在武汉开会的时候,我还举了美国民俗学者Barre Toelken的例子。他曾经到一个印第安部落,收集了很多录音,当地的神圣的故事,等等。但是到了晚年,他发现他记录的不仅仅是神圣故事,还涉及到核心信仰的问题。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把这些东西公开,把它们归还给部落。当然这件事引起了我们学科的一个很大的辩论,就是保护被研究者的隐私和尊严是我们的前提。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说这对于整个人类文化来说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所以这个伦理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目前民俗学人类学没有这个规则,为了这次工作坊,我特意把美国民俗学会田野调查规则翻译成中文,也请周星老师把日本民俗学会的田野调查伦理规则翻译成中文。在先前已经有了美国人类学会和日本人类学会的田野调查规则,通过这四个文件的归纳,想给我们学科展示一个样板。不管这些细节如何,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尊重被记录、被拍摄的人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我们也要反思。比方说我们常常发现,第一次去采访人的时候被拒绝了,我们就按常理不记录了。但是如果坚持去认识,去交朋友,而不是忙着去记录,结果经过几天、几周的磨合发现,其实他们是很愿意被记录的。所以这时候的伦理问题就是如何彼此交心和理解的程度问题。每一个记录者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先去了解文化,了解人,再拿着设备去记录,这样我们既尊重伦理规则,也达到了记录民俗影像的目的。确实很多传统正在消失,不去记录确实要留下很大遗憾。所以这是每一个实践者要去实践、思考的问题。

  :民俗影像记录和传统影像记录最大的差异就是伦理问题。如果说之前的关系是人际关系,现在还有了人机关系,这两个伦理结构下,导致了我们很难完成真实的影像记录。它已经让我们的技术和机器打破了真实的记录,它成了一个僵化的,和我们永远作对的力量,不是我们主观上能掌握的东西。哪怕我们通过人机交流,沟通,使得被记录者愿意,但它仍然无法排除由机器叠加在被采访者身上的被破坏的伦理。面临这么一个困境和影像记录带来的矛盾,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去解释或努力。一个方面是尽可能隐藏关于技术和机器的身份,但我要告知他我在记录,它不是霸道的、强硬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记录空间之中。未来可能就在帽子上、眼镜里面,有效的避免了机器和人的矛盾。第二方面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机器记录当成我们的成果。而是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观念就是要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把记录的作品或成果放在第二位,在观念上成为一种新的人的伦理观,把机器所导致的矛盾的伦理观推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影像与文字的融合中,在以后的推进中解决这个伦理矛盾。我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困境,不论你是多优秀的纪录片的导演或摄影师,你都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个问题。

  五、民俗影像记录的中美对比

  :张老师,你对中国民俗学界非常熟悉,又在美国做教授,我想请你对比一下,在民俗学界,两边对影像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区别?也想请你介绍一下,美国民俗学目前的影视教育理念和实践。

  :美国民俗学界的影像研究和实践开始于70年代,但很遗憾,在这个小领域上没有很多的著述。比如谢尔曼的《记录我们自己》这本书是90年代出的,当时也是作为唯一的一本比较全面的概述民俗学的影像实践的书。到今天已经十五年过去了,还没有第二部类似的专著。但带着摄像机去做田野的人还是很多的,每个点也有田野记录的方法论的课程。俄勒冈州立大学因为之前谢尔曼在那儿,走在前头。前几年他们有专门的课程,学生需要完成学习拍摄纪录片的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其他的学校也开课,也在用影像手段,但并没有把成片作为标准来要求学生去实践,这是教学现状。从理论观点来讲,人类学影视、民族学影视、民俗学影视这些术语都还存在,都在自己捍卫自己的领域。民俗学我觉得在这一点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我们更侧重一个具体事件本身或一个具体传承人的生活,人类学还是在关注组织机构、社会问题。比如有一个网站叫Folkstreams.net,里面有所有所谓的民俗学影视纪录片,当然也有所谓人类学影片。作为民俗学的资料宝库,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被选进去的作品,几乎都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这样的记录,这也展示了我们学科独特的视角。人类学关注社会组织运作机构的时候,我们更关注在大背景中每一个传承人所发挥的作用,每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比如说锅包肉,可能一百个人都做锅包肉,我们不去记录一百个人,我去记录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如何做这个菜,以及对个人认同的意义。这构成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独特视角,也许这是民俗学独特贡献之一。

  :孙老师,你这次从中国来美国,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和看法?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总觉得我们的影像实践都是和人类学有关联的,不管我们是不是认同。熊老师在这里,我们都不得不认同,都被他“占山为王”,都在他的领域里吃饭。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中美的差别,美国的学科的边界,学科的探索要比中国宽,要更有意思。我们现在比较优先的,有创建的,有探索性的学科的努力,都是从美国开始的。在观念上,在体系化上都是美国提升的,这值得我们中美学者共同反思。为什么谈共同反思,就是说在我们学术交流中存在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关系。就是昨天和周星老师谈到的问题,他说到日本去做影像志,就像一个穷人到大户人家去讨论一些富人的问题一样,就是以下求上。那么这时是不可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的。我们今天用这个比喻,来说在中美比较的后面,有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说要把这种矛盾厘清,不再看成是我们受到美国的影响才来做这个事情,可能就好比较,否则的话,没办法比较,其实视觉人类学也是这样。第二点,在田野调查中我感觉中国是有很强大的优势的,现在的传统民俗这一块的记录,资料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群体,我认为中国的民俗学者的队伍要远远超过美国的队伍,包括它的人才培养。这个量上和民俗世界的现象丰富性来讲,都应该平等或超过美国。我们国内的学科体系是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由国家在支撑这个学科。尤其是今天我们国家意识到全球化背景的文化安全、文化认同的时候,国家是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以后,我想在美国不可能出一部法典来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而在中国正在形成。它将成为我们的影像民俗学、或者中国影像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大的制度背景。使得我们这些原有的被边缘化的,被破坏的民俗世界、生活世界重新再被保护。尽管它的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制度化地强调和文化认同的时候,这种被特定时代所支撑起来的学科,我想影像记录肯定是一个非常优先的发展方向。

  :我来补充一点。就是影像记录,不管是从哪个学科角度,民俗学也好、人类学也好,记录者和将来的解读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记录,都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记录。试图以一个记录展示一个传统,一个传承过程,一个历史,一个村庄,这些都是徒劳的。任何一个影像记录都是一个瞬间的僵化,有的人试图拍摄十年二十年,把这事说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个小瞬间。如果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就是片面的、错误的。这个问题上没有学科的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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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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