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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岩谈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书写
  作者:郑岩 于淑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11-14 | 点击数:1672
 

      我曾去过滕州的汉画像石馆,初次看过之后留下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大量出现在这里,而且大多数都不是高级别的墓葬?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的西王母、后羿等神话故事跟这些普通的墓主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他们的墓葬中会出现这些内容?这些问题在看过您的研究之后得到了部分的解答,还想请您再谈谈我们该怎么理解和看待它?

      郑岩:有些特别具体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宏观地说,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是美术史研究中极有价值的材料,代表了青铜艺术和佛教艺术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两汉之前,是以青铜艺术为代表的礼乐和巫术并存的文化,两汉之后的魏晋时期,佛教艺术大规模进入、卷轴画出现、士人画家登场、美术理论兴起等等,标志着严格意义的美术史的开端。

      汉是大一统帝制的建立和巩固的时期,郡县制、地缘社会、核心家庭、儒家独尊地位等等,都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历史写作和文学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从编年体的《春秋》,到《史记》,叙事性越来越完备。艺术的变化也是如此。青铜纹样是很难懂的,其中包含了极多早期宗教、巫术神秘的元素。而汉代的画像艺术重视叙事,重视场景和人物活动的表现,与前一个时代比,再现性远远大于象征性,我们基本可以“看图说话”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与这个时代大同小异。但这个时代,对于图像的观念,而不像作为“像教”的佛教大规模进入之后那个状态。人们开始借助图像与表现鬼神和死去的祖先近亲,但围绕偶像展开的仪式还没有那个系统、成熟,因此图像的语言也就不像后来那么细致和理论化。

      一个更具体的背景是,要讨论这些画像石的性质。在我看来,它们是与丧葬相关的特殊图像,是在生死这个终极性的命题下,人们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和表达。巫鸿教授谈过汉代武梁祠与《史记》结构上的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也许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将一个人的死亡放在一个无限广大的时空中加以表现,用三皇五帝以来的整部历史、包括神仙和天界的整个空间作为一个具体人物的背景,这的确与《史记》反映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理想是相近的。至于其他身份的死者,他们更多考虑的也许是死后的车马美食、庄园仆从,但也少不了来自神仙世界的慰藉。

      过去我们研究汉画像石,会对其中画像的内容做细致的分类,比如神话传说、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被硬性划分的内容,彼此之间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它们是一个整体,都关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吃饭、打猎、跳舞,也许是回忆过去,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在塑造一个理想的死后世界。我们跟古埃及不一样,古埃及有所谓的亡灵书,其中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十分具体,陵墓中各种图像基本上是对于这些理论的图解。但汉代没有关于世界的系统的理论,思想家至少没有在文字上提供这样的理论,但人总要死,就只能交给了创造这些画像石的“艺术家”来处理。汉画像石不是对哪个理论的图解,它是通过艺术的手法,积极地、勇敢地构建出一个体系。佛教大规模流行之后,墓葬内的图像主题就越来越单一了。从这一点说,汉代画像石在主题上是最为丰富的。

周穆王拜见西王母(东汉),滕州汉画像石博物馆。

      儒家对于丧葬的说法是“事死如生”“大象其生以送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墓葬中的材料来研究生者的世界,但是“如”和“象”,都涉及艺术的转换,如何转换,则是艺术语言的问题。因此,美术史另外要讨论的一个大的方面,是汉画像石的表现形式问题。这当时是美术内部的问题,但也不可忽视。

      上述几个方面,是研究汉代画像石要考虑的一些大问题,至于具体的主题,这是更为技术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当然有意义,但我觉得宏观的思考不够,会使得一些细节的处理过于盲目,方法上也会流于简单。

      近年来学界对“图像证史”有不少关注和讨论,历史学者和美术史学者对这一点有怎样的交流,关于“图像证史”的双方怎么看待对方的研究?

      郑岩:这些年的讨论还是越来越多的。复旦文史研究院你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中就综合了思想史、宗教史和艺术史各方面的力量。社科院历史所文化史研究室编的《形象史学研究》杂志,已经出版了很多期,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还编了一个《中国图像史学》的同仁刊物,他们都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汇集了各个学科的学者。2017年11月,陆扬在北大组织了一次会议,即倡言中古史研究同时要注重史料文本性与物质性,我们开玩笑地说是“两性会”。传统上,历史学者更注重文献的文本性,如一块碑上对一个事件的记述。但这个会上,有的学者同时会注意碑的尺度,安置方式等等因素,注意到写本的材质,书写的文字如何排列等,这些问题,就和美术史所关心的问题有些类似的。虽然会议上大多数学者讨论的还是文字性的实物,如碑、墓志、写本等,但对物质性的强调,是重要的一步。首都师大也办过一个会,不同领域的年轻学者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做“文本批判”。所谓的“文本”包括多种形式,文字、图像、实物,有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美术史不同领域的学者一起讨论,这样一下大家就有话说了,很多意见已经超越了“图像证史”这个话题。最近,北京服装学院还成立了中国服饰文化研究院,也必定会涉及文献与图像多方面的材料。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学术网络中,重要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概念,划出一个地盘,而在于提供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有了这类平台,彼此的理解、借鉴、融合就畅通了。

      您在研究中提出“观看”的问题。联想到西方的宗教艺术,我觉得跟中国的墓葬美术有相似性。想请教您,“观看”的视角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西方宗教艺术在这一点上对中国的研究是否有启发?

      郑岩:我提出“观者”,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当时想问的问题是:墓葬中的画是画给谁的?那时的思考比较简单:视觉艺术就应该有观众,那么它在墓葬里是给谁看呢?过去我们的研究,总是在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是不自觉地把墓葬里的壁画当作博物馆中的展品来研究。但是,墓葬是封起来的,那画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在西方,1517年开始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产生了极端的圣像破坏运动,把很多教堂里偶像和圣物被打碎,这时就有人这些圣像、圣物收起来,建立了专门房间来储藏。此后,人们就开始从审美的角度研究这些东西。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武昌灭佛以后,壁画被好事者切割下来收藏,成都人胡氏还建了一处“墨宝亭”储藏展子虔、薛稷等人的壁画,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博物馆的雏形,传统的美术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书写的。但我说的“观者”,要把作品回归到它原境去理解。由此出发,就要考虑到作品的空间关系,与墓主的联系等等问题,而不只是作品的形式等元素。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可见”的问题。有些东西肉眼几乎看不到,非常精致,如良渚文化所谓的“神徽”,像微雕一样。再比如马王堆的帛画,我们想象下葬的时候,人们举着它,但是画是那么细致,但谁能凑过去看细节呢?下葬后帛画就在地下密封起来,更不是给活人看的。这就需要探索另外的解释方法。不管看到,还是看不到,这类问题,都是要讨论人与物的关系。

      西方美术史研究中形式分析的一整套方法的前提,都是基于从美术馆中发展出的以审美的眼光展开的观看。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宗教艺术的原境,就要思考非审美的观看,即“神圣的观看”问题,如佛教中的“观像”和“观想”等仪式。这样想下去,有可能会发展出另外一些对作品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方法和术语。当然,这绝不是倚马可待的文章,需要将来长期的探索。

      谈谈您最近的研究吧。

      郑岩:最近在做墓葬以外的东西,是通过一些案例,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写作的框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本书。我特别找了一些“碎片”,即看上去比较边角的材料,从唐代写到当代。

      这个“碎片”是什么意思?

      郑岩:首先,“碎片”在这里不是形容词,而是真的碎片。碎片是物的特别形态,瓦解了传统意义的艺术品的完整性和视觉边界,可以引导出更为丰富的问题。例如,一件完美无缺的瓷器,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破碎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器物内部的空间、断裂后露出的胎体,感受到器壁的脆弱、茬口的锋利。这会使我们对原器物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当我们意识到碎片原来是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时,还会尝试着重构原来的物件。一件瓷器被打破是一个事件,外力的撞击、四散的肢体、落地时尖厉的声音,都会带给我们快感或者阵痛;我们吃惊、修复、怀念、哀悼、辩解、隐瞒、忘记……也都是事件,这样,我们便有可能通过碎片与破碎,去讨论一种涵盖内部、外部多种元素的物的总体史。所以,作为动词的破碎,也是我这本书要讨论的。破碎,就是一种灾难。我因此去探讨了艺术的毁灭与意义的再生、转换等等复杂的问题。在取材上,这本书不再限于绘画或雕塑某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而涉及佛教、城市、建筑、器物、文学、金石、影像和装置等更广泛的领域,我试图由毁灭、破碎、再生、聚合等更多的角度,呈现物质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潜力。

      第二,“碎片”在这里也是形容词,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本书试图打破一些东西,本身的思考也不系统。我也没有打算系统化。也就是说,我走出一个封闭的房间后,不希望建立另一个封闭的房间。我希望这是一些思考的开端。整本书是开放性的,我最后讨论的一个案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面前讨论的东西。这听上去像一个游戏,对吗?的确,我在里面也讨论了清代“锦灰堆”这种游戏性的艺术形式。

      我上大学时参加考古发掘,第一次是在山东滕州,挖薛国故城。那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的封地。我带着《史记》去工地,白天发掘那些破碎的陶片,晚上读“孟尝君列传”中冯谖市义的故事。我感受的历史,是文字,也是这些有形的碎片,以及埋藏这些碎片的土壤。过来三十多年,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表达我最初的这种感受。

      我在书中主要是讲故事,而不是谈理论。结论可能还很遥远,也许不重要。我所有研究都是在做试验,在试验中提出问题最重要。豆瓣上有一位朋友批评我的书,说都是老毛病,“虎头蛇尾”。他看的很准确,我很感谢他。我想,“虎头”就是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谁都没想过;“蛇尾”就是结论小心一点,留有余地,大家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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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1-20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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