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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中国人类学话语与“他者”的历史演变
  作者:刘大先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3-26 | 点击数:2362
 

  以马克思主义观念进行的社会调查,如毛泽东1926年底进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9至1930年,陈翰笙、王寅生主持的江苏无锡、河北保定的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在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的调查,揭示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剖析阶级矛盾与斗争的状况,但是这些活动一般作为政治史或经济史内容而不被人类学史所关注——人类学似乎在强调某种更加符合“文化”的因素,在另外一些层面,“社会”很大程度也被不自觉的等同于“文化”,而这种强调“文化”,疏远政治和经济的观念恰恰是另一种政治。

  如果联系彼时更为宏阔的政治社会场景,出于压制反对派与在野党、维护自身统治、凝聚国族一体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目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要求社会各阶层生活军事化(有组织纪律)、生活生产化(减少消费)、生产艺术化(有劳动服务的精神),“所谓军事化者,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循苟安之习性。所谓生产化者,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限、能自食其力、能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所谓艺术化者,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廉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俘伪之习性。”这是糅合了中国礼教传统、以国族利益为重,融入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多元要素,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与公民,无形中是以启蒙他者的眼光来衡量本民族民众及其文化的,尤其是涉及“民族性”时更是如此——它延续了晚清以来传教士输入的国民性批判话语和民初人类学的优生学和卫生学主张,形成了一种启蒙现代性规划的强势话语。在这种话语之中,中国的各民族作为国民整体的他者形象出现,少数民族在“国族”、“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语)的论说中隐匿不见。尽管当时也有学者如费孝通、翦伯赞注意到集体的多样性之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但在彼时风雨如晦的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彰显。

  伴随人类学中国化社区研究和新生活运动总体要求的,在应用人类学上最突出的莫过于吴文藻、马长寿等人类学家都参与的边政学。马长寿对于人类学最初的蛮族学(Barbarology)殖民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19世纪人称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世纪和学术上的科学复兴世纪。欧美人由于民族意识的醒觉与渴求团结和自由,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所以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决定了民族自决原则,即承认每个民族有形成一独立国家之权。但凡尔赛公约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的弱小民族和国内的少数民族是否仍为一民族单位呢?并无明文规定。因而在此阶段上的人文科学,被分裂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研究独立民族或列强国家的组织之学,而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目标为史前的先史人与现世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这种学术的分工,虽然于研究上是方便的,但无意中把人类分为两种:一种为初民或原始民族(Primitive People)一种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Civilized man or People),甚而把文化亦分为两种:初民只有文化(Culture),文明人始有文明(Civilization)。试问用什么尺度甄别人类的种类和文化的样式呢?没有别的,白种人的技术文明便是这种分类的最高准绳。白种人是蒸汽力、电力和内燃力的发明者,由此而发展为列强,为帝国,为资本主义,换言之,即凡为列强帝国而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的民族为文明民族;反之,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则为原始民族。于是人类学成为研究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科学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权纲领给民族主义带来的修正,使得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逐渐放弃Primitive Society而试用Folk Society,认识到人类学应当是研究人民及其文化的科学,不当浸淫于蛮族学或弱小与少数民族之学的领域中,而应开拓到人类全体及其文化的整个领域之上。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政治中,固然对于国内政治按照民主自由平等迈进,但对于异国民族以及本国殖民地内的少数民族却是另一种标准。政治制度的矛盾,加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冲击,使得经济上的殖民与政治实施之间冲突龃龉,应用人类学应运而生,将人类学作为一种技术科学,利用其原则、观点、方法、知识协调帝国殖民行政。马长寿在考察英美荷澳诸列强的应用人类学实施后,强调中国边疆异于列强殖民地,然而他许多富于洞见的意见并没有得以有效实施。

  在这个阶段,“以自我为西方的他者”和“从自我中分解出他者”的模式并存,汉人社区研究、西部少数族群的调查、采用科学数据采集方法和统计分析手段,依托于不同族群的体质测量,都取得了较多成果,它们“力图通过对民族分类、民族起源乃至文化和体质的关系的阐发,其近一些的目标,在于改良国人体质,而更深层次的目标,则意在将中国境内多元的族群文化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尽管如此,从话语模式而言,这两种都缺乏自我反思的意义,因而在追求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将异文化归化了,忽略了被研究者的利益、情感和主体要求。1946年,潘光旦为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作序时,分析社会思想各种流派,指出该作功能主义的方法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忽略了生物个体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他提出新人文思想,把生物人和社会人结合起来,回到了人为本位、文化是手段的观点。只是当时的语境中,费孝通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和潘光旦展开深入讨论,直到许多年之后,他才在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中认识到早年著作中“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确是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人的生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恼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在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了社会生活的共相,而没有讲在社会里生活的人的本性。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这个自我批评也适用于我过去10年的小城镇研究。”而这已经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一系列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之后的事了,并且他所谈到的缺点在我后面将要论及的21世纪初的人类学著作中依然普遍存在。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学是对人类学一次更新,共产党在延安时代就致力于发掘民族民间的文化材料,以“民族形式”的探索来建构新文化的载体,这自然承续了五四时代“到民间去”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体系化。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列主义的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来源于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等。尤其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晚年为深入研究古代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而作的一系列读书札记被称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恩格斯之后撰写了原始社会史和人类学领域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的演进序列,把“民族”的形成与阶级、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还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分析了原始社会的两个分期及其特征,在摩尔根有关论说的基础上论述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婚姻家庭类型。研究家庭与婚姻制度,是为了培育优秀国民、塑造国家民族需要的公民服务,这不仅是民国民族主义者的追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属于“现代性规划”的组成部分;社会进化和民族历史演进也吸纳进社会主义民族学的理论框架中,因此,“人类学”改成“民族学”之后,名亡而实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正确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和分类学理论,“其实是民国时期民族学思想的遗留(这种思想的发展和民国时期的有关民族的国家话语体系相关却又不尽相同)”。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无论从历史到现实都无法成为一种西方尤其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且社会主义实践同民族主义之间固然有着难以轻易剥离的话语关联,却无法为后者所涵盖。

  社会主义初期的人类学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延安时代到1956年,二是1957至1978年。前者是接受共产国际信条,模仿苏联;后者被顾定国(G.E.Guldin)称为“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20世纪50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而受到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仿效。1952年,由苏联专家指导,并参照苏联的学术传统,新中国开始在高等院校中实施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对民族研究学科有两个重大影响:一、在调整过程中,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系科受到巨大的冲击。1952年后,大陆各高校的所有人类学系、社会学系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取消了,只有体质人类学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得以保留;“民族学”这个名称由于与苏联传统的契合而得以保留,但也大大地萎缩。当然,“当时人类学被取消并非完全出于对资产阶级学术体系的批判,而是还有不容回避的资源配置的原因”,这个现实上的实用价值和人员分配出路问题的限制与社会学的被取消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别。毕竟人类学的教育一开始就是国家和政治导向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学科萎缩只是加深了这种国家导向的印象。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科布局,促使了民族研究队伍的重新整合。院系调整后,以中央民族学院为首的各民族学院成为民族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研究内容也主要转向了国内少数民族。民族学与人类学发生了分离,也就造成了学术理念与方法上的转型:1、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发生根本变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往各种学派的信徒都被融进了惟一的马列主义学派。2、研究目的上,从以纯学术研究为主,向为解决民族问题而研究、为民族工作服务而研究转变。(尽管识者也承认1949年前有应用研究,但认为那基本上是学者们为了追求知识的应用而进行的,这个其实是忽略了知识与权力的重叠,另外也忘却了边政学本身的鲜明问题和服务国民政府统治方案的目的。)3研究分工上,由综合研究向对少数民族的区域研究转变。4、研究对象由文化研究向民族研究转变。5、从学者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转变。

  从整个学科定位来看,此时的民族学由“社会科学”而转为“历史科学”,关于汉族的人类学性质的研究遭到了禁止,而集中于“少数民族”研究。如果从指导理念来看,它无疑是由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与“国家”的直接关联结构所支持,“社会”这个中间结构在新中国人民话语中不复存在而代之以“集体”这一具有国家性质的话语,人民主体直接属于国家的权力主体,这与后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话语研究强调“国家”与“公民”所组成的“社会”之间的博弈乃至对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于“人民”内部集中于少数民族研究、命名,主要是为了实现在协商政治中给予曾经缺少政治席位的少数族群以平等权力的允诺,这是社会主义初期的“必经阶段”,也是在冷战格局中通过多样性共存凝聚多民族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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