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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雪飞 岩本通弥]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教授访谈录
  作者:毕雪飞 岩本通弥   译者:毕雪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10-16 | 点击数:528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研究

  毕:如您所知,最近中国的民俗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围绕这个话题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岩本老师您近几年来也主持了一些有关文化遗产研究的科研项目,请问您为何会关注这个话题呢?

  岩本:其实并不能说我很关注这个话题,而是在大流之中不得不为之。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也是相似的,按照近年来这个大流发展下去,不要说“亲子殉死”这样的研究无法进行下去,整个民俗学界都会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更重要的是,我身边对此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少,很多我曾经的战友都先后离开了民俗学。我担心民俗学会就此消亡,因此才站起来自己主持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但我的基本立场一定是批判的,包括世界遗产和其中蕴含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通过和韩国学者的合作,2000年,我们出版了一本我主编的书《遗产时代的民俗学》。但是,我感觉在此之上也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了,我们的批判很难对制度产生多少影响。在德国,从一开始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定性为“民俗主义”,刚开始德国以及英国都不太积极地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最近也开始参加了,只要观察他们选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与中日韩只是选择传统事物的倾向不同,德国人会把战后由移民建立起来的节日活动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我想这其中当然也有市民运动以及对纳粹进行反思的因素。日本民俗学对德国理论和方法的借鉴

  毕:近年来,我看到您也在积极地将德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概念引进到日本,请问在这个过程中,岩本老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比如哪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岩本:前面我也提到过,或许我们可以把美国的民俗学称之为“民俗学”,但今日德国的民俗学却是真正的“民学”,我觉得德国的民俗学更为先进。

  我2007年去了德国,访问了图宾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见了鲍辛格教授和雷曼教授,第二年12月我问雷曼能不能来日本的民俗学会,因此,便有了2010年雷曼来日本做报告。因为他做“日常的故事”研究,也主张作为volkskunde的民俗学。在此前一年,韩国已经邀请了德国的民俗学家参加韩国民俗学会。本来韩国想邀请鲍辛格的,但是他心脏不太好,不能久坐飞机,因此邀请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卡舒巴教授(Wolfgang Kaschuba),他是主张将民俗学更名为“欧洲民族学(Europe Ethnology)”的代表人物。德国将日尔曼民族框架下的volkskunde扩大到整个欧洲领域,便形成了“欧洲民族学”。卡舒巴在韩国民俗学会做报告时,我观察听众的反应,发现很多人听着似乎都觉得那是民族学的研究,和自己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邀请雷曼来日本民俗学会可能更为合适,更能让日本学者了解德国民俗学作为“民学”的性质,包括对民众的档案化努力以及日常生活的研究。相比之下,美国的民俗学仍是以“民俗(folklore)”为前提的(当然现在也包括都市),研究民俗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表演是如何形成的等,而德国比较彻底地和这些方面分离开了。2012年到2014年期间,我主持的日德科研项目主要是想将德国的民俗学引进日本民俗学之中,在此之前,日本爱知大学的河野真教授也翻译介绍了一些德国民俗学的著作。然而,德国的民俗学中常会出现诸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康德等哲学家,可以说民俗学是建立在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的,通过这个科研项目,我觉得想要在日本真正引入德国民俗学还是非常困难的。就今后来说,我想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世界的民俗学会越来越有影响力,日本自柳田国男发展至今的民俗学脉络逐渐会面临衰落甚至消失。柳田国男的名字,在《A Companion to Folklore》一书中,只出现在介绍日本民俗学的那一章之中。

  另一方面,我觉得在韩国和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日常”了。当然,除了民俗学以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会提到“日常”,但是他们却并不如民俗学家一样重视资料的积蓄,有着记录老百姓的记忆、历史记忆的使命感。韩国的民俗博物馆受到德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展出。比如:预备校的日常生活展、公寓日常生活展等,他们对当代人的家里方方面面都拍了照片,放在博物馆里展出。而2010年我去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参加民俗学会议,听到吕微老师和高丙中老师的报告,虽然并没有完全理解报告的意思,但是看到使用的词汇诸如“生活”和“日常”等,便知道我们关注的方向很相近。我想,比起各自直接引入德国民俗学,日中韩之间的民俗学的发展首先需要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做好足够的铺垫和基础工作,这也是我最近邀请中国和韩国两国的民俗学家一起合作的原因。对民俗学未来的展望

  毕: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岩本老师谈一谈您对民俗学未来的展望吧。

  岩本:我是在1970年代日本开展城市民俗学的时候开始学习民俗学的,当时的前辈对我说“你开始得太晚了”。他告诉我说城市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民俗也发生了变化,民俗就要消失了,建议我是不是要放弃这个专业。当然,后来因为我是东京出身,来到筑波大学后,周围都是农村,看见一片片农田也觉得挺新鲜,而且随着对民俗学研究的深入,一些问题的结构也逐渐浮现出来,就觉得这个专业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的指导老师千叶德而教授比我大40岁,前辈们看到他们那一代的民俗学家的调查对象说的都是元禄时代、江户时代的事情,自然会有那样的想法。其实这和现在东亚的民俗学的情况很相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总有一天会降温的,当民俗学做的都是以带引号的“民俗”为研究对象时,感兴趣的人会越来越少。其实,现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研究以及其中的问题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只是那部分人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领域。社会学家在做口述或生活史研究时,重点关注的是讲述者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背景。日本生活史研究家樱井厚在看了民俗学的故事研究时,不解地问“为什么民俗学不解释‘为何’人们要这么讲述”。事实上,民俗学家更关注的不是“为何”要讲述,而是“如何”讲述,即研究人们是如何对传说、媒体、人生等信息进行理解,又是如何在生活环境中巧妙地改造和运用,如何通过这些活动将人和人之间联系起来的。现在,也有不少人认为人们的语言和行动用大数据就能完全掌握了。我想,将来必然也会出现使用大数据研究的民俗学家吧,但是不管具体的方法发生多大的改变,只要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在,民俗学就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毕:非常感谢岩本老师接受我的采访,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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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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