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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蓓]浅析蒙古族文化对元杂剧形成及发展的影响
  作者:叶蓓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05 | 点击数:9112
 

 

元曲,元代杂剧与散曲的统称,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样享有着“一代文学”的美誉,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这一文学高峰在蒙古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也明显地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对此,文学研究界亦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过探讨与分析。本文就所收集的资料,从蒙古族的音乐文化,语言文化,作家的创作,人民的喜爱与制度的疏松,城市经济的繁荣这五方面对元曲中杂剧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影响进行浅要的分析,进而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视,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一、音乐文化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被誉为“能歌善舞”之民族,其音乐文化十分发达。生活在我国北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流传着多种多样的俗谣俚曲,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元杂剧初起,即以这些俗谣俚曲作为坚实的基础,使其具有“刚劲豪健”的基调。
王龠州说:“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山豪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词发展到南宋姜夔等人手中,逐渐走向雕琢字句,以清丽空灵为追求目标的越来越僵化的道路,逃离了群众,不能歌唱。但人们仍然需要歌唱这种形式以寄情抒怀。于是,“自金元而后”在“凉山豪嘈”,即异族音乐大量注入的冲击下,汉族地区的音乐便与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成为所谓的“北曲”。即后来所说的“元曲”。这种曲子一面用于杂剧,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新声的产生,使得“大江以北渐染胡语”,“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等辈咸富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妄也”。
蒙古族及北方其它游牧民族的音乐不仅在整体上带动了元杂剧的形成,而且还丰富充实了杂剧的曲牌,影响了元杂剧的总体风格。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蛮牌序)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这里所说的“蕃曲”,即为北方少数民族歌曲。可见,早在北宋末年,这些歌曲就已为汉族人民所喜爱传唱,至元时,这些“蕃曲”中为数不少都被元杂剧所吸收。王冀德《曲律》卷四云:“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筹琵琶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不仅指出达达——蒙古族人所用乐器与汉人的不同,而且系统详细地列出了蒙古族人所传唱的曲名,如《大曲》中包括《哈八儿图》、《口温》、《也葛倘兀》等16首。《小曲》中包括《哈儿火失哈亦》、《曲律买》等16首,发出了“谁谓胡无人哉”的感慨。此曲中的《摇落四》、《蒙古摇落四》很明显就是蒙古民族自身独创的乐曲,《南村辍耕录》中将这两只曲子列入(杂剧曲名)条目中的双调中,说明当时已为杂剧所引用。另外,明朱棣《元宫词》谓:“三弦声里实清商,只许知音仔细详,(阿忽令)教诸妓唱,北来腔调莫相忘。”其中,(阿忽令)之曲,实为蒙古之曲。
另外,元杂剧中也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中女真、回回民族的乐曲,在《中原音韵》一书中都有所记载。
蒙古民族特殊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环境,逐水草而居,世代迁移的牧猎生活方式,造就了蒙古民族粗犷豪放、勇猛刚硬、朴实无华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构成鲜明的民族性格,这一深刻的民族底蕴对元杂剧的音乐整体风格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元初尤为明显。
蒙古民族初入中原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特别是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功臣,更以豪迈的胸襟咏唱抱负。汉族作家中的一部分在这时代的大裂变中也对世代沿袭而来的温柔敦厚或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不予以过多的重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爽作风进行创作。这样形成了元初文坛自由活跃、自然朴质、通俗化、市井化的文风。这一特征在元杂剧的创作上得到了具体而又形象的体现。元杂剧这种扎根于北方中原沃野中,又经过蒙古民族的音乐文化滋养的文学样式在内容、音乐体制、声腔、乐器、风格等诸方面与南方地区流行的南曲,即“南戏”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像在元杂剧中《梧桐雨》、《汉宫秋》一类借历史故事表现作者的人生感慨、历史意识而抒情性很强的作品,南曲中几乎没有,而南曲中要求维护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伦理剧则更为集中和强烈。王世贞在《曲藻》中比较北曲(元杂剧)与南曲之异时,说北曲主“劲切雄丽”,南曲主“清丽柔远”。从而,总结出北曲“字多而调促,辞情多而声情少,力在弦,亦和歌,气易粗”的特点。元杂剧的这些特点,与蒙古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气质培育的蒙古族音乐的主流冲击,是分不开的。
 
二、语言文化
 
随着中原地区连着两个多世纪政权被异族的更迭,原有的单一的语言系统被打破,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新的语言体系。那就是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的语言为基础,揉和蒙古、女真人使用汉语的腔调及其语言而形成的语言体系。这种新的语言体系不仅使元杂剧的语言从唱词到宾白愈加趋向于通俗化与大众化,也为丰富元杂剧的词汇,加强语言的表现力提供了必要条件。
现就杂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蒙语词汇,从其含义,出自剧目,以及文学功能,进行简要的说明。
①拔都儿:亦作霸都鲁、巴都儿、拔都鲁等。意为“勇士、健儿、英雄”,是人们最常见熟知的蒙古语。也是元杂剧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元史》卷九九《兵志》宿卫•四怯薛:“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元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番王云:“我想来人也死了,枉与汉朝结下这般仇隙,都是毛延寿那厮搬弄出来的,拔都儿!将毛延寿拿下,解送到汉朝处置……”。元郑德辉《老君堂》剧楔子高熊白:“巴都儿来报大王呼唤,不知有何将令,小学生跑一遭去。”
②抹邻:意为“马”。《哭存孝》剧一折李存孝白:“抹邻不会骑。”《射柳捶丸》剧三折阻孛白:“我骑一匹撒因(好)的抹邻。”《李六郎调兵破天阵》剧头折士:“金宿白:“论俺番将,不好步走,则骑抹邻……。”
③米罕:又作米哈,意为“肉”。《哭存孝》剧一折李存孝白:“米罕整斤吞,抹邻不舍骑。”元刘唐卿《降桑椹》剧一折白厮赖白:“香喷喷的米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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