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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婚故事情节有其基本模式。在母题的功能排列上往往遵循着事件发生发展或前因后果的自然序列关系，其叙事时间一般可概括为“很久以前”或“据前人传说”。基本情节可以简单表达为：一个人（猎人、女子等）→与兽（熊、狼、虎等）相遇→被兽抓去或对动物有好感→人兽一起生活→生育（半人半兽或人）→后来成为该族的始祖。
这种叙事链条的关键是“兽”的身份。所选的兽实质上充当了把氏族内部的各个成员团结起来的纽带，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和共同认可并产生强烈的族的内聚力，主要源于该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动物的崇拜心理，动物作为标记的本身也是区别于其它氏族、部落或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氏族、部落或民族群体自识意志的表现。因此，兽的种属是这一叙事情节的核心因素，通过人兽结合的方式使族的“血缘集合体”意识凝固在神话之中。
三、人兽婚母题的演变与变异
母题虽然可以看做是神话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单位，但它的外在表现却是动态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情节的母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更为活跃。神话母题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有质与量的差别，质量高的母题对于一种文化心理的概括程度就高，其复制和再现的频率也高，辐射力和影响面也大，因而它的传承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虽然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们对“人兽婚”的认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相当发展之后，人们再也不会把“人兽婚”作为一种神圣的意念反映在作品中，但人对兽性的崇拜却象一股沸腾的潜流斩不断，理还乱。母题的演变与变异也与传播有关，会受到诸多传播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传播者、信息内涵、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等方面。但“人兽婚”作为一个母题，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消失，往往与其它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可能以其它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如北方的人熊结合的情节在汉族神话中也有不少蛛丝马迹，孙作云在1957年发表《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一文，认为“黄帝号‘有熊氏’，即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又说：“从种种方面证明：这‘大人之迹’就是熊迹，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就是履熊迹而生子，周人以熊为图腾。”【7】若情况属实，这当然与北方文化圈的狩猎文化有关，只不过由于汉文化的早熟以及后来儒家 “不语神、怪、力、乱”的浸染，使汉族神话较早地远离了神话思维，并导致了人兽婚神话的改造和遗失。
原始社会氏族的变迁，也会使人兽婚神话出现了不同的文本，特别是文明时代的降临，使人兽婚神话迅速向传说、故事等形式演变，在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次生神话及志怪作品中，原来所图腾的动物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异。不仅与人兽婚相关的图腾神话因民族的融合、壮大而变形，而且祖先神话也因民族的消亡与王朝的更替而变迁，灭亡民族的图腾物往往融合在战胜者的图腾物中，失去了统治地位，有的被遗忘，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被改造，原来的英雄便成了魔鬼，情况相当复杂，难以一一论之。其中常见的人兽婚母题演变或变异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人兽婚母题中“兽”的性别变化。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出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分期。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图腾动物往往为母性；后来随着父权的确立，动物又有了男性的特征。如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流传的人兽婚故事中的“熊”多为母性，表现出明显的母神崇拜；而蒙古族的布里亚特人和达尔哈特人居住区都流传着一个女人与熊相遇而“生下了与熊相似的几个孩子”的故事。【8】这自然与父权的确立有关。当然，一个民族所图腾的兽可以男性、母性双主体并存或者无性别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性别的重叠或模糊现象在后世的一些习俗称谓中可以得到印证。
其二，人兽婚母题的变异。在一些民族的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系中，可能同一类关于族源的故事甚至同一个图腾对象在婚姻情形方面也会出现差异。如鄂伦春族神话中关于人与熊直接繁衍人类的故事流传甚广，但另一个《熊的传说》文本则说，很早以前，一个中年鄂伦春妇女在深山老林中因为迷路而变成一只熊，因此熊被认为是鄂伦春人的化身【9】《左传．昭公七年》也载有情节相似的汉族神话：“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屈原的《楚辞．天问》中也说：“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 这种情况虽继承了人兽婚的衣钵，但叙述上已变为“变形”母题，是“死后变形”回归他的图腾物，与“人兽婚”相比，体现出一种更高的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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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王宪昭的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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