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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消失的调解者;或作为讲故事者的马克斯·韦伯
  作者:詹姆逊   译者:毛卓亮 苏擘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09-07 | 点击数:20896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论文组成了在神话与其他类型的想象文学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特别适宜于分析技巧的一组叙述文献。这样一种方法要求与韦伯的作品保持相当距离,同时还要求一种与权威社会学十分不一样的对他著作的态度;因为后者会十分自然地首先希望查究韦伯描述的精确性与他提出的解释这些描述假设的确实性。然而,在目前的这一研究中,为了更清楚地解开这些文本的内部结构,我们一开始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涉及这些文本所提及的“符号或事件”。

  当然,在一个理论上矫揉造作的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明确讨论模型的用处与功能的学者的事例中,或者,事实上在史料编纂的实践中,如同他称它们为“理想的类型”的情形一样,不可能存在引起实证哲学愤慨的对某一种方法的反应,这种方法就像我们自己的一样,似乎能彻底了解社会学与散乱的散文而应用于各种其他公开的或伪装的幻想或叙述故事。仍然,人们还是能承认在对某一个人的著作中个人的,或无意识的,抑或是“心理”的结构的搜寻中固有的悖论,这一作家的目标是把社会学的建立当作一种“价值自由”的学科,他同时也力图为社会事业机构的纯客观与科学分析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以激进观点 来从新评价韦伯的价值自由作品使得这一点变得很清楚,即韦伯的价值自由(wertfreiheit)本身是一种出自热情的价值判断,这与实证学与学术的客观型式毫不相干,而美国的那些韦伯的解释者们却已如此经常地将它与客观型式同化了。因此,在对韦伯用这样的名称完成了他这一实际工作做分析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一概念的意义。

  I

  毋庸置疑,韦伯最初发展“价值自由”这一学说是把它作为他向具有政治导向的教义的论战中的一个武器,这一武器主要不是针对左派,更多地是针对远方的右派,他也特别提到了刺耳的本族的与反闪族的特顿奇克的那些演讲。然而,一个民族,像价值自由的民族与客观探索一样,不能不受到它的起源与发挥着某种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我们来说,还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不是某种科学研究中排气管的产物,而是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价值观的断言。

  因此,并不奇怪,这样一种武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概念,后来能同样如此有效地被用来对付左派;也许是指出韦伯的反马克思主义被经常误解的时候了,一般被认为是等同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如,新教伦理)实际上是明确针对庸俗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本身就反对的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的 。我将在后面的第二部分还要重新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他的关于论述宗教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著作,根本没有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加以怀疑,恰恰应该被充分地认为是对这一理论的贡献。

  实际上,韦伯的最有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武库中的遗产不是存在于针对他与马克思很明显地共有的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反动,而是存在于一种战略的更替,存在于他自己的研究与理论化,以政治领域取代经济领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客体),这样,含蓄地来最终确定历史的真实。就这样,韦伯制造了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官僚机构的增长,具有超凡能力的个人的影响与他在政治机构中的作用——一个能够在相对游离于经济发展问题之外能得到验证的自主的研究领域。这样一种取代,在我们的时代,采取传统的战略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可以被政治自由的讨论所回避,经济异化的概念与商品制度的概念可以被对政党官僚的抨击所代替,如“新的阶级”,诸如此类的词。

  作为一个政治家与一个政治理论家,毫无疑问,韦伯确实是极度反社会主义的,而他(根深蒂固的)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国家统治民族的能力的怀疑只不过是一种更为顽固的观点在外部与实践上的加强而已,这一点我将在随后的部分作详尽的解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韦伯是一个在传统的19世纪意义上有关自由主义的一切意义含糊的权威表现而已:对德国贵族地主与威廉二世,对特赖奇克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辩解怀有敌意,但是,他本身却肯定面临着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有阶级导向的国际主义民族的最终价值给予范畴。被称为“德国式的马基雅维利”(迈纳克)与“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雅斯贝斯)的韦伯,是一个忧郁的令人迷惑的人物,他在魏玛共和一开始时就去世了,他的死使得他的历史意义在由威廉明娜时期向希特勒时期的过渡中留下了永远的疑问。

  “价值自由”作为一种科学的价值确实与那些政治状态密切相关,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这恰恰如同与韦伯困惑的感情生活肯定有关一样。从心里分析来看,韦伯的确具有重病人的一切迷惑,一个杰出的精神病人,在这种状态中他智力的生产能力与无意识力量的周期性的跛足行走的效果有密切关系。他传记中的事实——不常见的父母的冲突,在活跃的事业高峰之时整整四年的实际上的智力瘫痪,其他在更近些时候在阿瑟·密泽曼的《铁笼子》一书中揭示出来的严重的症状——所有的一切证实了韦伯身上更为严重的恋母情节的骚动的存在,用H·斯图亚特·休斯(H.StuartHughes)的话来说,引起了“背论式的猜疑,即我们时代最具探查性社会理论是一个典型的弗洛伊德类型的未解决的精神神经病的简接结果。”

  然而,韦伯的崩溃不仅仅只是临床的好奇,它本身必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欧洲与北美的道德危机的范围中来理解,而这一道德危机还没有发现它自己的历史学家。在19世纪末各种不同的民族情境中,没有比下列事情的同时出现更惊人的了:这就是,对精力残缺的相似的看法,对哲学悲观主义的相似的表达——这种悲观主义是对某种更具体的实际经验的理性发泄。人们想起了福楼拜,或者是对一些更为具体的《悼念》中的丁尼生;想起了哈代,或者是于斯曼;想起了马克·吐温的“苦难的经验”;想起了托尔斯泰晚年的自愿强加的悲凉,想起了易卜生或马拉美的“不育”。

  这些现象当然都成了仔细研究的对象,但只能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的框架之中,每一个民族的框架似乎都已经提出了自身特有的解释模式。因此,在法国,精力的丧失被视为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困境的结果:1848年大革命的失败,不断增加的幻想的破灭,首先是对第二帝国的,最后是对第三共和的。另一方面,在英国,这种精力的丧失从宗教与哲学方面来说,通常被认为是从“信仰之海”的一个缓慢的撤退,是达尔文影响的结果,然后是胜利的实证主义与由于在有组织的包围英国国教的环境中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最后在法国与美国,这种普遍化了的文化压抑常常被认为是经济上的原因,即一个粗鲁无礼、放纵不羁的商业文明的突然复兴,一个“镀金时代”的突然发展,在这个镀金时代里,新的工业主义者的物质主义与实利主义在日益扩大令人生厌的大城市里,如芝加哥或柏林,找到了标记。因此反对者们也就倾向于带有审美主义者的色彩,不管是在托马斯·曼的艺术家身上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向更为古老的欧洲城市的逃走过程中。这些解释模式当然不是互相排斥的,甚至还常常伴随着第四个调查分析,至少对新教国家是这样的,即在性的问题上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特征进行诊断,维多利亚时代是名符其实的,它的这一方面的特点体现在权力主义族长式管辖的家庭,严禁性的表达与“品行端正的”妇女的强制性性冷淡的三重外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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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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