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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玉的叙事:夏代神话历史的人类学解读
  作者:叶舒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02 | 点击数:7125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
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熊龙

  

■二里头84M11墓出土镶嵌绿松石神熊铜牌

        物的叙事:研究夏文化的核心对象

  现代中国学人对夏商周三代的探索经历了两大阶段,即疑古阶段和释古阶段。前者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均系后人叠加伪造,属于神话传说而非历史;后者认为三代历史基本可信,但需要重新求证。目前看来,较妥当的途径是结合考古学与上古文献的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商周两代的研究已进入新阶段,而对无文字的夏代的研究还是最大难点,进展缓慢。

  中国的学问传统围绕传世文献而形成,离开了文字记载,学人们就难免望洋兴叹,如孔子所云“文献不足徵”。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经验表明,借助于物质文化就可以对毫无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展开研究,乃至重新构拟出失落的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的叙事”命题,给夏代历史探索带来重要启示:如何在没有书写材料的前提下,切实进入对夏文化的认识呢?

  答案是,在没有文字历史编年的情况下,要完全像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做出编年式的系统认识是不现实的。补救性的措施是调整对象目标,即将夏代历史视为夏代的神话历史,然后根据在夏代纪年范围内出土的物质文化材料,锁定重要的神话信仰和崇拜观念符号物,再结合夏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夏代之后的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的线索,上引下联,重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谱系。

  将夏代历史换成夏代神话历史,是不是避实就虚和偷梁换柱呢?非也。后现代史学大变革的标志就是放弃“历史科学”的旧理念,转向“神话历史”的新认识。岂止是夏代,就连清代义和团的历史,不也被揭示出浓重的神话历史色彩吗?历史必从神话启程,而且要伴随着神话思维前行,这一认识是重新进入中国历史的门径。

  怀玉者谁?直观5000年前的“圣人”

  在华夏传统中,文献出现以前有没有神话呢?西学东渐以来引入“神话”概念的文学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除了向《山海经》、《楚辞》等古书去寻找神话以外,并不看重文字记载之外的材料。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新传统却能给出十分肯定的答案:从史前的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中照样可以解读出大量的神话。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活的女神》(1999)和英国神话学家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2005),都已经作出研究示范,即如何将神话视野充分拓展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如果要找出奠定中国神话独有特色的第一关键,就是“玉”这种物质。

  先秦思想的基石为儒道两家。两家的区别尽人皆知,但两家的一致处和共同渊源却探讨极少。其原因是:书缺有间,罕有西周以前的文字材料。儒家讲“学习”的名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直接来自史前东亚人加工玉的实践。儒家将君子理想比德于玉,和道家一起共同继承玉神话理念。《山海经》叙述149处产玉之山,原因何在?《穆天子传》叙说周天子不远万里到西方昆仑去寻觅美玉,又原因何在?

  追踪玉神话和圣人神话之源,可在文本之外,找到更深远的物质原型。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名言“圣人被褐怀玉”(《道德经》),明确点出圣人与圣物的符号对应,让今人有可能找出儒道两家共同的神话渊源——“圣”的世界。

  孔子对神与圣二词的不同态度,可知儒家神话立场。“圣”是人类中的杰出者,或称圣人、圣王。《论语·述而》提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是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却仰慕“圣”;其弟子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意蕴的造神运动。包括夏代君王在内的尧舜禹汤文武,是儒家理想的圣王神话历史谱系。史学家想将他们看成历史人物,却说不上其具体的在位年代与地点。我们将他们视为神话历史人物,因为其共同的一点就是都和玉神话密切联系。

  从出土物证看:在尧舜禹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的“唯玉为葬”和王者风采,充分证明古书所言玉器之神圣性,并非虚言。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第三重证据(口传文化与民俗礼仪等),可复原圣人的本相——沟通神人和天人的神圣中介。再通过第四重证据(即考古发现的圣物谱系)的法器和礼器,寻找中国圣人神话的史前原型,落实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玉礼器为符号的领袖。从直观的视觉表象和听觉感知,体悟圣人崇拜的6000年传统,梳理出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神话传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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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6-30 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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