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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俳谐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三百篇里就有用戏谑嘲讽的手法写成的滑稽幽默的作品，如《郑风》中的《将仲子》、《山有扶苏》等篇。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有许多貌似诙谐实则思想严肃内容深刻的作品，如《庄子》便被后人称为“千百世诙谐小说之祖”。其后，陶渊明、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大作家都写有俳谐体的诗词文等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俳谐文学应该是一种幽默诙谐的文学，具有喜剧效果的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可是，在古人的眼中，什么是俳谐文学，俳谐文学的价值地位等问题，却少有人进行梳理。实际上，古人的认识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存在很多差异，并且古人自身对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或相反的看法。
“俳”字的最初含义是指一种滑稽戏、杂戏，后又指以演这种舞乐杂戏为业的人，遂和“优”同义。《说文解字》中称：“俳，戏也。从人，非声。”段玉裁注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可见，俳谐文学其实来源于中国古代优人的言语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一篇中对此论述曰：“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迥，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这里，刘勰所谓的谐隐（也可以认为是俳谐）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以隐语、滑稽语匡弊时政，讥刺讽谏，如优孟等人；二、纯粹以通俗滑稽之语戏谑取乐，如枚皋等人。对于刘勰作出了两种评价，前者他认为“古人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议适时，颇益讽诫”，后者则指责其“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刘勰不仅指出了俳谐文学的源头，对俳谐两层含义的分析也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古人对俳谐的认识并不都是正确无误的，也有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太准确的地方。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著作中，最早提到“俳谐”的是西晋的挚虞，他在《文章流别论》中把俳谐体的源头溯至《诗经》：“《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粲’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这里挚虞使用了俳谐的概念，却并未说明其内容与意义。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解释为：“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所以挚虞使用的俳谐，也可以说俳谐文学，指的是与正统诗乐相对的俗体诗乐，包括当时流行的五七言乐府民歌。这里挚虞是把俳谐体当成一种与四言诗并列的诗歌体裁看待的，而且挚虞对此并未取认可的态度，认为它是“非音之正也”。是与“雅音”相对的俗体。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提到俳谐文学的很少，稍对俳谐文学加以论述的还有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书中他把诗分成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等十大类，其中一类为“诙谐诗”。他说：“《诗·卫风·淇奥》篇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间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风人体、诸言体、诸意体、字谜体、禽言体。虽含讽谕，实则诙谐，盖皆以文滑稽尔，不足取也。然以其有此体。故亦采而列之。”并在下文释“俳谐体”云“谓谑语也”。其实俳谐之“谐”即有诙谐之意，而作者却把俳谐作为诙谐中的一种，似乎很不合理。他的分类让人感觉纷乱繁杂，殊无归旨。正如《四库提要》所言：“师曾欲以繁富胜之，乃广《正集》之目为一百有一，广《附录》之目为二十有六，其余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标类于题前，或标类于题下，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与。”他把俳谐体的内涵规定为谑语，作为诙谐诗的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有些杂乱混淆。从他的分类体系看，他也是把俳谐体作为文章体裁看待的，并认为这种文体“不足取也”。
对俳谐文学的认识和看法，诗话也是偶尔提及。宋代黄彻在《(巩石)溪诗话》卷一○中追溯俳谐体的渊源：“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戏效俳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为然。自东方生而下，祢处士张长史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韩诗‘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谑语也。坡集类此不可胜数……”这里指出人们之所以创作俳谐文学，是才力过剩的结果。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云：“诗中有‘复窠体’与‘张打油体’，皆出唐人，杜甫谓之俳谐体。”而“复窠”之义，据《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谓“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复窠’”，可见“俳谐体”的内涵之一即“轻薄之词”。清人诗话也大多对俳谐体文学持否定态度。如沈德潜《说诗晬语》：“近于戏弄，大雅弗取”，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终近游戏，不必措意”，薛雪《一瓢诗话》：“原属游戏，何暇及此”，等等，把俳体与游戏联系在一起，加以斥责。
另外，从诗集的分类与编纂也可见作者的文学批评观。清人编纂《全唐诗》专设“谐谑”一类，收集了上至高祖下至平民的近两百首诗作，诗题中多有“嘲”、“戏”等字，似乎可见编者对谐谑的理解包含了嘲戏之义。《全唐诗》按诗人分卷后，又专门分出“判、歌、谶记、语、谚谜、酒令、占辞、蒙求、谐谑等，把谐谑看成一种比较特别的文体。清董诰等所编《全唐文》以“或涉俳优”为由，将郑綮的《开天传信记》所载天宝初刘朝霞所献《驾幸温泉赋》删去不录，并据郑记指责此赋为“词调倜傥，杂以俳谐”之作。
此外还可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古人对俳谐体文学的认识。宋代著名的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专列《艺文》一略，列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共二十二类，“俳谐”作为其中的一类，列有“俳谐文三卷、俳谐文十卷（袁淑撰）……凡俳谐一种，五部十六卷”。目录学的要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图书分类来考察学术发展状况。郑樵把“俳谐”单列出来，与“奏议”“论”“策”等文体相关列，可见他也是把俳谐文学作为一种文章体裁。
总之，不管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从目录学的角度考察古人眼中的俳谐文学，我们都无法得到一个内涵确定而且完整的答案，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古人对俳谐文学的诸多认识中存在这样两点：一、大多把它作为一种文章体裁看待；二、是轻薄之词，与雅文学对立的俗文学。由于正统诗教对文人的影响，人们对俳体文学大都不屑一顾，持排斥态度，这一方面使许多俳谐文集今皆不存，比如南朝宋袁淑的《俳谐文》一书，见于记载的还有梁代《续俳谐文集》十卷、沈宗之《俳谐文》一卷及唐代刘讷言的《俳谐集》十五卷等，今皆不传。另一方面古代的文学批评对俳体的认识也处于模糊片面的状态，比如挚虞对此一笔带过，徐师曾分类归属有误，其他人也多理解片面。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以上两种对俳谐文学的认识都有其问题所在。首先，“体”作为文学批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气之清浊有体”的体，指文章的内容风格，一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体，指文章的体裁。从现在的文学批评看，俳谐文学在诗、词、文甚至小说戏曲中都可以存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裁，而是一种特定的内容与风格。这与古代的俳谐文学概念大相径庭。其次，如果脱去儒家诗教的帽子重新审视俳体诗文，它未必就是轻薄游戏之词，这从古人的实际创作中也可见出。唐代诗人杜甫第一次在自己的诗题上明确标上了“俳谐体”。杜甫号称“诗圣”，其诗被称作“诗史”，可就在感时忧民沉郁顿挫的总体诗作之外，他也写了一些诙谐的戏作诗，尤其是这两首标明“俳谐体”的戏作诗《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云：“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鉴，只有不关渠。”此诗作于大历二年，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厌居夔州而作也。异俗难居，二句领起。三四言俗之可怪，五六言人难并居，未欲付之不问，聊以遣闷也。”其二曰：“西历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声。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杜诗详注》曰：“次章亦叹夔俗之可怪也。首二叙客夔之由，中四记上俗上异，末言此地是非不必与论，但当时一笑置之耳，所谓遣闷也。”其实这两首诗在我们今天读来，并不觉滑稽戏谑，而会对客居荒僻之地，感受奇异风俗与人情炎凉的作者感到同情，他用看似豁达的话语驱遣心中的不快，似乎有一种“苦涩的笑”包含其中。可见，杜甫对俳谐文学内涵的理解已经与源于俳优传统的俳谐内涵有所区别。不仅在诗中第一次以俳谐体命题，更重要的是使“俳谐体”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从《文心雕龙·谐隐》总结的优人的讥刺讽谏变为诗人的自我解嘲，用幽默诙谐的笔调抒发心中的不遇苦闷之情。而这种用俳谐体表达自己不遇失落情感的文学作品其实很早就出现了。汉赋中就不乏此作，如扬雄的《解嘲》、《逐贫赋》、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等，都是用俳谐笔调抒写自身的牢骚不遇之悲慨，其后又有曹植的《释愁文》、韩愈的《送穷文》等竞相仿作，足见影响。这些俳谐文学今天读之并非轻薄之词，可见古代的某些文学理论批评有的时候是与实际的诗文创作相矛盾的，或者说少有从创作出发来进行理论的总结。
古人对俳谐文学的认识中除了以上两种外，还有另外一种很宝贵的看法，与多数人斥责俳谐文学为轻薄之词恰恰相反，他们肯定俳谐文学的价值和作用，看到了它的特殊艺术趣味。这在晚明表现的最为突出。明代陈继儒给《广谐史》作序曰：“天以笔与舌付之文人，二者不慎，皆足以取愆垢、招悔尤。而又不能闷闷焉如无口之瓠，则姑且游戏谐史中以为乐。盖绮语之因缘，差胜于笔钺舌剑之果报也。”又明人江盈科列举了一些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进行讽谏的故事，说：“此岂非谐语之收功反出于正言格论之上者哉！”而著名的戏曲理论家王骥德不仅不贬低俳谐文学，反而认为俳谐之曲不易作好，要“出之轻俏，不费一毫做造力耳”。这些看法，实际与刘勰《文心雕龙》的看法一脉相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意义与价值。
今天我们一般把内容诙谐的作品作为俳谐文学，但是在古人的眼中，还有一种创作也属于俳谐文学，即类似文字游戏的回文诗、集句诗、药名诗等等。如宋代人吴处厚在介绍陈亚的药名词《生查子》等作时，就称“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可见，古人把药名词也作为俳谐文学的一种，已大大超出了它在俳优传统中的两个本来意义，与我们今天的评判标准有所差异。清人张德瀛的《词征》中也有“隐括体、福唐体、回文体……以上谐谑”的称法，因此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诗文词虽然大多在内容上并无趣味性让人发笑的地方，但在形式上可以说是诗人们争奇斗巧、翻新出奇的产物，表现了诗人智慧和形式上的趣味性。从这一角度理解，古人的这一俳谐文学内涵也是有道理的。
以上梳理了古人对俳谐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其中很多看法与我们今天都大不相同，透过古人眼中的俳谐文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人的文体观和文艺观，可以看出人们对俳谐文学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希望通过这一梳理，见出古代俳谐文学观的历史原貌和大致流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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