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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世界共同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本次会议闭幕仪式上，杜维明代表主办者之一发表了总结性的演讲。他提出，我们要建构世界共同体，这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要有精神价值。21世纪的领导者至少要具备下面的条件：第一，除了能够积累经济资本之外，还要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要通过讨论和辩难才能开发。我们在科技能力之外，还要有文化开发的能力。文化能力基本上是文学、历史和哲学。没有历史，就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哲学，就无法对现在的困境进行反思。没有文学，生活是干枯的。除了智商，还要有伦理智慧。除了物质条件外还要有精神价值。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我们需要全面的思维方法，多重的视域。另外，要避免封闭的特殊主义或抽象的普世主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杜维明说，我们目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非精英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关心政治、社会，关心宗教和音乐的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政府、在学术领域，而且也活跃在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社会团体中。中国是否是公民社会还有争议，但是它正在走向多样化是不容质疑的。如果你认为权力和财富是两个主要杠杆，但是也不要忘记影响力，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少数人能成功大事业。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成功不是依靠权力和财富，而是依靠影响，即一个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杜维明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强化全球的公民性，这不仅因为生态的脆弱，也因为各种珍贵文化遗产的脆弱。另外，还有社会的脆弱性。我们强调全球的公民性，并非宣扬乌托邦，这是人类交往和交流的必然要求。对所有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一方面有专门的学术语言，如文学、历史和神学等，另一方面还要发展我们的全面综合的人文视野。我们要拓展启蒙事业，如何拓展？这就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相通，与彼岸境界相通。在这一完整的、全面的人类精神领域中，我们要寻求联合国安南秘书长所讲的文化和平。文化和平基于对话互动，这种对话甚至包括边缘化的文化力量。那些拥有更多财富和权力、拥有更多信息的人或团体，他们对于改变这个世界负有更大的使命。这是前提。促进世界共同体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可能不易说明。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实现。杜维明重申了他在此前提出的观点，在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孜孜不倦的西方的学生，这些国家的文明是学习型的文明。很长时期里，美国文明是学习型的文明，政治制度来自法国，科学学自德国，法律学自英国，美国的文学来自爱尔兰和英格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明成为教育型的文明。美国人由学生变为老师。愚昧仍然存在，这不可怕，但是，愚昧与傲慢结合则是可怕的。杜维明指出，中国现在还不构成威胁。中国不寻求威胁也不构成威胁。要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树立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开放并自觉。中国年轻人的危险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官员的危险是幼稚的傲慢。这些关联，这些讨论，如果能够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对话的原因。
黄平就继续开展国际学术对话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在21世纪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有共同讨论的需要，有重构价值体系的需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具有一定的开展对话的基础。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继续搞对话，继续开展跨学科研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公共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专业化，人文社会科学最终要回到这个社会。第三，要打破学科界限，要以哥本哈根研讨会为参照，继续开展类似的学术研讨。最后，他非常感谢杜维明、雅克·鲍多以及哥本哈根国际研讨会所给予的连续性的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本次会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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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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