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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成]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
  作者:康保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1-13 | 点击数:18278
 

  内容提要:人们熟知的“商山四皓”从汉代起就可以叫做“南山四皓”,陶渊明诗文中的“南山”、“南岭”、“南阜”都是在暗用“四皓”的故事。“四皓”精神大致可用“避乱隐居,不仕修身,待机出山”来概括。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四皓”情结,他归隐的主要原因是为躲避当时政治风云可能造成的祸患,同时也在等待着出山的机会。陶渊明的“四皓”情结对我国传统文人“外圆内方”集体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南山四皓 陶渊明 四皓精神 避祸 隐居 外圆内方  
 
引子
 
数年前,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一篇短文,题为《“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大意是:
以往人们只知道“商山四皓”的典故,但有两件出土文物却出现了“南山四皓”的写法。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发现的用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还在一角绘有四位高士的图像,旁边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竹筐的产生年代为西汉末东汉初。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南”字的写法,和西域木简的“南”字一样。一件是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墓中,有一块画像砖,在浮雕人像旁有四字题识“南山四皓”,用的是楷书。人们以往多以为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中可见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多么悠闲洒脱、从容不迫。其实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所以这两句诗中蕴含着作者的“感慨”,正可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发生联系。[1]
我惭愧至今未见到沈从文先生所说的两件文物,朝鲜发现的那件自不必说,就连在笔者家乡河南省发现的那件也无缘得见。但在文献中却读到了不少“南山四皓”的用例,因而对沈老介绍的文物确信不疑。自王国维以来,不断有人用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两重证据法”研究文史,沈从文先生就是其中成果卓著且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沈老论著俱在,毋须我来饶舌。这里只是想说,在沈老启发下,我再次阅读陶渊明的诗文和有关史籍,认为“悠然见南山”确实是在用“商山四皓”的典故,而不是真的见到了山。进一步说,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乃至全部作品,都充满着“四皓”情结。今草成此文,算是对沈从文先生的小小回应。先生已经作古,就算是对他的一点纪念吧!
 
 
“商山四皓”的典故,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大意是:刘邦欲废太子刘盈,吕后用张良计,使隐居深山的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须眉俱白、德高望重的八十老翁出山辅佐太子,刘邦见太子羽翼已丰,于是打消了废掉他的念头。这两处记载都说四老“逃匿”的原因是为避刘邦侮士,“义不为汉臣”;且未讲他们藏于何山。而《汉书·王吉传》前有一段小序,讲到“四皓”事迹,与上述记载不同: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
这段话中最关键的“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数句,是考察陶渊明为何隐居的重要线索,此处姑置不论,先说“商山”、“南山”的问题。
    颜师古《汉书·王吉传》注云:“四皓称号,本起于此。”盖因首次出现“避而入商洛深山”语故;四皓者,“商山四皓”也。然而,“商山四皓”又可以叫“南山四皓”。请看如下几例:
    例一、《广韵》卷二《十六蒸》于“应”字下注云:“汉有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此事发生于四皓赴召之时,可见“南山四皓”的说法产生之早。
    例二、《太平御览》卷五七三引崔琦《四皓颂》:“昔南山四皓者,盖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暗昧,道灭德消,坑黜儒术,诗书是焚。于是四公退而作歌……”按崔崎,《后汉书》有传,涿郡安平人,先后作《外戚箴》、《白鹄赋》以刺梁冀,“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辞,解印绶去”,后终为梁冀所杀。
例三、《乐府诗集》卷五十八引《古今乐录》:“南山四皓隐居,高祖聘之,四皓不甘,仰天叹而作歌……”按《古今乐录》为南朝陈释智匠所撰,正与沈从文先生介绍的第二件文物产生于同一时代。
例四、《文选》卷二十三欧阳坚石《临终诗》:“伯阳适西戎,子欲居九蛮。”李善注:“魏武《饮马长城窟行》曰:‘四时隐南山,子欲适西戎。’”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谓:“句首当作‘四皓隐商山’。”[2] 按逯云“四时”乃“四皓”之误,是;惟“南山”则不必为“商山”之误。又按,据《文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欧阳坚石名建,晋石崇外甥,赵王伦征西扰乱关中,建力劝不听,于是二人有隙,终被害,《临终诗》乃建行刑前所作。
例五、《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引阮瑀诗:“四皓潜南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艺文类聚》为唐·欧阳珣所编。
“南山四皓”的用例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赘举。总之文献材料完全可以和沈从文先生所举的两件文物相互印证,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商山四皓”压根儿就可以说成“南山四皓”,且直到陶渊明身后仍是如此。那么,“四皓”究竟隐于何山?“商山”与“南山”又是什么关系?许慎《说文解字》“颢”字条引文有“南山四颢”,段注引皇甫谧《高士传》(略见下文),并注云:“曰蓝田山,曰商洛地肺山,曰终南山,东西相接八百里,实一山也。”经翻检《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知段说甚是。南山,即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约五十里,从西向东,横贯凤翔、岐山、郿县、武功、盩厔、鄠县、长安、咸宁、蓝田等县境,约八百里。《禹贡》谓之“终南”,《诗经》谓之“终南”亦谓之“南山”。关中一带人历来称其为“南山”,盖因其在都之南故。商山,即商洛山,别名地肺山,位于南山之东,是南山的支脉,也可称“南山”。商山靠近蓝田山,二者有时混称。晋皇甫谧《高士传》称“四皓”隐于商洛山、地肺山、蓝田山、终南山者,以此故。总之,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山。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商山四皓”又可称“南山四皓”了。唐白居易有《答四皓庙》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记“四皓庙”在终南山下,并云:“南山即四皓所隐”。这都是由于“南山”可包容“商山”、代指“商山”故。但是反过来,“商山”却未必能代指“南山”。加之世传《南山歌》、“南山豆”、“南山豹隐”、“终南捷径”等典故的掺入,“南山”作为隐居的典故,使用频率极高。而“商山”则往往只与“四皓”相联系。渐渐地,人们只记得“商山四皓”,忘记了“南山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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