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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从“三头六臂”到“八臂哪吒”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03 | 点击数:7548
 

  1950年后编辑出版的《北京风物传说》《北京的传说》《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中国名胜传说揽萃》等书都收录了一则“八臂哪吒城的传说”。传说北京在建城之前,是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燕王想在这里建城,就请大军师刘伯温和二军师姚广孝分别做出规划。两人约好十天后背对背画出图纸,结果,两人都分别遇见了一个形似哪吒的小孩,不停地追着他们说:“照着我画,不就成了吗?”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画出了一座“八臂哪吒城”。燕王下令照此建城,正阳门是哪吒的头,安定门和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其他八座城门是哪吒的手臂,城中皇城则是哪吒的内脏。s

这则貌似荒诞的传说是如何兴起的?传说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是什么?著名历史学家陈学霖,早在1965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到1994年写成《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其间经历了近30年的资料搜集与写作。
陈学霖的研究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尽一切可能,将该传说中的各知识点如北京的建城历史、刘伯温和姚广孝的身世与传说、元明之间的哪吒信仰等,进行分头梳理,最后百川归一,把这些知识解释为传说产生的历史基础,接着讨论传说所体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即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融。本文拟在陈著基础上,稍作补充,生发若干讨论。
把北京比喻为“哪吒城”,大概在元末已经流播甚广,元末明初杨维桢在“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中直称幽蓟为“那吒城”(《铁崖古乐府补》),张昱在“辇下曲”中也说:“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说得更明白:“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三头六臂两足。”上面幽蓟、大都、燕城,说的都是北京,而三位作者都未曾长居北京。奇怪的是,这一说法只在元末明初闪现一时,再往后,就难觅踪影了。
无论是“八臂哪吒”还是“三头六臂哪吒”,为的都是凑“京师十一门”的数。传统的城门设置,都是东与西、南与北对称的,至元太保刘秉忠领衔营建大都城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在南城正中特设一座供銮驾出入的丽正门(即今正阳门),于是,形成了北京城南三北二东西各三的城门格局。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好做附会玄想,把这一城门格局说成“三头六臂”是非常自然的事。
“三头六臂”本是释家用来比喻佛的神通广大、本领出众,并不用来专指某一神佛。从现存文献上看,宋以前的哪吒故事极少,更未有把哪吒说成“三头六臂”的,到了宋代,这一说法突然在佛教禅宗流传开来,如《景德传灯录》:三头六臂擎天地,愤怒那吒扑帝钟。”《碧严录》:“忽若忿怒那吒,现三头六臂。”《五灯会元》更是反复出现三头六臂(或三头八臂)的哪吒形象。可见,把哪吒定型为“三头六臂”,是宋代佛教禅宗的独特发明,元以后才为道教和民间信仰所采信。
值得注意的是,刘秉忠在归附忽必烈之前,曾出家为僧,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并由海云荐入忽必烈帐下。刘秉忠博学多能,但喜欢借助天文地理故弄玄虚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说,不排除刘秉忠规划大都城的时候,头脑中已经形成“三头六臂哪吒城”的思路,并有意制造了一些神学舆论。这是古代政治家常用的手法。如果是这样,元末明初把大都说成“哪吒城”就不是出于民间传说,而是出于刘秉忠的刻意安排。
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元到清末的600年间,只传了“哪吒城”这么一个名字,却没有任何故事情节。
当“哪吒城”一说再次涌现于文人笔端的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据陈学霖考证,最早是英国人Werner1924年记录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城建造的传说》,但这时的传说还很简单:有一名刘伯温的道士,在燕王出戍幽州时,给了燕王一个锦囊,其中画着一幅“哪吒城”的蓝图,燕王来到幽州,一看是片荒芜之地,于是打开锦囊,照着图纸建成了北京城。这只是个简单的“锦囊故事”,显然还很不成熟,也不够传神热闹。同期另外几个外国人记载的建城传说中,北京城与哪吒形体的对照都说得非常详细,但情节却极简单,可见此时的建城传说还在初级阶段。
陈学霖认为,在清末这一敏感时期,刘伯温取代刘秉忠成为“哪吒城”的规划者,是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会假托附会有关系的。“由于刘伯温为明朝开国功臣,富于奇谋妙策,民间传说纷纭,寖而为秘密社利用”。比如,民间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崇祀为襄助排满的民族英雄;借名刘伯温的《烧饼歌》,不仅预测了清朝的覆亡和国运的更新,还被引用于邹容《革命军》的卷终,借重刘伯温的谶语,预言革命一定能成功。
民间故事在传播变异的过程中,故事中的冷僻知识一定会被那些具有相似形态的“共同知识”所取代,这是口头传统的铁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秉忠的功业和声名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成为冷僻知识,与此相反,刘伯温的名字却不断地被各种势力所神化,不断升温为共同知识。由于二刘的形态极为相似,都是身居高位为帝王师,熟稔奇门异术,都刘姓,于是,此刘取代彼刘,就成了故事不断变异的必然结果。
可是,姚广孝也算不上共同知识,他为什么在后来的建城传说中占据了一个牢固的位置呢?这并不符合民间故事的传承规律。另外,当代流传的各种北京建城传说,大多是“刘伯温姚广孝背对背画出了哪吒城”,异文之间差异极小,这也不符合民间故事的传播规律。
成熟的《八臂哪吒城》最早见载于金受申《北京的传说》(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后来搜集到的各种异文,与金说大同小异,就连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也没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异文,这是很反常的。
金受申(19061968),著名的北京戏曲史家,生前是北京市文联戏曲研究所编辑,长期收集各种曲艺唱本,对北京城的各种曲艺表演、风俗事物、趣闻轶事,几乎有闻必录,是近现代著名的“北京通”。了解了金受申的身份,我们就应该想到,金受申所记录的传说,也许本于职业艺人说唱的“故事新编”,而不是本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陈学霖搜集到的各种哪吒城传说,大多没有记录讲述者的身份,只有张伯利整理的《刘伯温建北京城》在文末做了这样的说明:“讲述者:蟠桃宫庙会老艺人。记录时间:19614月(农历三月初三)。”
我们再看金受申的《八臂哪吒城》,最后一句说:“刘伯温这么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没想到惹得孽龙烦恼起来,这才又引起‘高亮赶水’一大串故事来。”
《高亮赶水》讲的是刘伯温建城之后,龙王把城里的水全装走了,刘伯温派高亮追赶龙王,扎破水篓,追回水源的故事。《高亮赶水》的来历比较清楚,这一故事最早出自天桥艺人的撂地演出,是为数不多的流传至今的鼓曲唱段。著名的铁片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19011964)早年就在天桥学艺,她的拿手“蔓子活”中,就有《高亮赶水》。1959年,宝文堂书店还出过一本36页的京剧剧本《高亮赶水》。尽管曲艺形式不一,但各种《高亮赶水》的情节均大同小异。在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中,《高亮赶水》与《八臂哪吒城》《北新桥》是前后相续唇齿相依的上下回故事。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金受申的《八臂哪吒城》也是出自天桥说唱艺人的创造。
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间接证据,说明天桥艺人在“八臂哪吒城”传说的推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翻检北京说唱文本,发现许多老一辈相声艺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贯口中带出“八臂哪吒城”一说。比如,有些相声艺人只要一说到有什么热闹事情,他就必定来这么一句:“惊动了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也不管是什么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百家、五行八作、街市上走的人,三百六十行,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挎剑的、推车挑担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卖葱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全都出来了。”民俗学家岳永逸也说,在他访问过的天桥艺人中,许多人都说早期天桥演出曲目中曾有过《八臂哪吒城》。事实上直至现在,一些老艺人还能表演《八臂哪吒城的由来》,北京人艺仲纪遥的节目单上,就有这一出。
我们知道,民国年间的天桥艺人多数靠耍嘴皮子吃饭,撂地吆喝的演出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说唱些新鲜热辣的故事,吸引听众驻足,但是,当他们说唱同一故事时,又必须遵从师承尊重权威,不能在情节上抵牾前辈,否则就可能导致同行之间自相矛盾,引发行业倾轧,因此,天桥艺人的故事底本,对外要展示故事新鲜、原创的一面,对内则往往要求人物和情节的大致稳定,不断强化故事的权威性。对于天桥艺人来说,垄断了演出的内容和形式,也就等于垄断了市场,而当故事变得广为人知的时候,艺人们就得及时放弃旧故事,启用新故事,如此不断刷新。天桥艺人基本上都是文盲,他们不会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作品,当我们几十年后再去追寻那些旧故事的来龙去脉时,往往无从措手。
无论是从哪吒的传统形象,还是从北京城南三门的形态来看,“三头六臂说”都理应比“八臂说”更加强势,但在金受申以降的建城传说中,清一色唤作“八臂哪吒城”,几乎彻底淘汰了“三头六臂说”。这种反常的垄断式讲述,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姚广孝这一冷僻知识的超常稳定、异文数量的严重不足、搜集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等种种问题,一再提示我们,虽然“哪吒城”的说法始自元末,但是,现在通行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却很可能肇始于20世纪以来北京说唱艺人的商业创作。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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