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池山，在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西和县境内，其主峰海拔1793米，因当地有人文初祖伏羲氏出生在这儿的传说，故称伏羲崖。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武都白马氐族部落首领杨腾之子杨驹建仇池国于此，以“百顷”为号，经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周、隋等朝，传十八代，易三十三主，建立过五个氐族小国，统治甘、陕、川六郡十八县达386年之久。西和县境曾出土两颗爵封印，其上文字一曰“晋归义氐王”，一曰“晋归义羌侯”。这是因为晋惠帝时，氐羌部落在齐万年率领下举行起义，失败后归降，故印章上才有“归义”字样。我之所以在这篇序言的开头先写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说明仇池山及其周围一大片地方，在历史上也曾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这对其地方性民间传统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仇池山为陇上名胜，山峦滴翠，风景秀美，其“峰、泉、云、洞、石”堪称五绝，有伏羲仙崖、石勺奇潭、小有天、神鱼洞等诸多景点，是一个休闲旅游、回归自然的好去处。唐代杰出诗人杜甫当年游历仇池山后写诗赞道：“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宋代文豪苏东坡因得到一座形态优美的仇池石而大喜，不但把自己的一册散文小品佳作题名为《仇池笔记》，还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点空明是何处?老夫真欲住仇池”的佳句。由此可见，仇池山乃是历代文人们心向往之的地方。不过，我之所以垂青这块土地，却是因为它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矿藏的缘故。比如，这里长期流传着全国最精彩、最完整的《春官歌》、《锣鼓草》和《建房吉话》；延续着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女孩子们的传统节日“巧娘娘节”（即农历七月七日的乞巧节）。当我认真阅读了杨克栋先生搜集整理的《仇池风一一陇南山歌》的打印稿之后，我对这块热土上的普通劳动者的所思、所想、所愿、所求以及他们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加具体的感受和认知。对杨先生热爱乡土文化，倾毕生精力，抢救和保存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传统山歌的执著之情，产生了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意。

通观《仇池风》全书，可以看出，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情歌，全面反映了当地农民对幸福美满婚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所展示的有关容貌之美、相识之喜、离别之悲，思念之苦、欢聚之乐、人性之善等传统情歌共有的主题单元，无不生动地表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个性特色，能给读者和研究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历史积淀之深厚，涉及生活面之广阔，表达爱情方式之独特，采用比喻之生动形象，方言词语之丰富多彩等等，都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家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可资借鉴的素材。

我个人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对这部山歌集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历史记录，可说是一幅民俗风情画的长卷。从歌词的许多比兴句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除了辛勤耕作于田野之外，还经常外出当麦客、当脚夫、挖药材、打工、做小买卖以补家用。比如“陕西坝里麦子黄，提把镰刀赶麦场”、“陕西坝里麦没了，赶到千阳陇州了”、“陕西赶场的麦客哥，麦场里见我的人来没?"“百五的背子棕绳绳捆，脖子背长脚背肿”、“尖角背篼双皮靽，小哥哥兰州背石炭”、“想背背子下四川，家里有个心不甘”、“小哥走了中坝场，下去时麻黄上来糖”、“刨玄参上了薤韭山”等句子，都反映了出外谋生的场景，不但能使读者对当地农民过去谋生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对他们的流动范围主要在四川、陕西和甘肃东部一带也会留下较深的印象。人们所熟悉的“花儿”《下四川》调，正产生在这一地区。再比如，当我们阅读了“青丝帕子高纂纂，大襟衣裳花锁边”、“银耳坠子吊着呢，绣花裙子套着呢”、“红缎裹肚儿铜钮子，绣花鞋儿高底子”、“黄铜罐儿银盖子、醋红膝裤绿带子”等句子，一个清未民初穿着传统服装的女性形象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种服饰特色的描述，在正规的文献中是很少被记录下来的。还有“砸麻纺线做衣裳”（麻衫）、“为打草鞋割马莲”（草鞋）、“桦木轮子榆木辕”（木车）、“大河坝里的双轮磨”（水磨）、“火盆抬在热炕上，烧茶罐罐我熬（方音an）上”（待客习俗）、“凤凰落到凤凰台，阿伯子（新郎的哥哥）抱妹下轿来”、“才黑子闹房闹得凶，贤妹娃浑身掐了个青”（婚俗）等等，无不展现出当地古老的民俗风情，必然成为有关专家们求之不得的可贵资料。

其次，这部山歌集中收录了不少表述民歌功能的好作品，这对我们了解广大劳动者创作山歌的因由，以及认识山歌的社会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唱过渴了唱饿哩，唱我心中的难过哩”、“天下白雨河起浪，一有难过就想唱”、“娘娘庙里响磬哩，我唱我的心病哩”、“唱山歌不为图热闹，单单为的解心焦’’等句子，说明唱山歌有舒心解郁的功效；“唱过穿了唱戴哩，唱我心上的畅快哩”、“没唱穿，没唱戴，一唱心中一畅快”、“牛娃吃了波拢菜，人不唱歌老得快”、“唱一声，连一声，老汉家越唱越年轻”等句子，则说明唱山歌不但是释放欢快情绪的一种手段，甚至还具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哩。再如“山歌世下人听的，山歌度化人心的”、“城隍爷庙里还愿哩，唱着山歌行善哩’’、“花花纸儿糊亮窗，山歌唱哩恶不作”等句子，则表达出了山歌的教化作用。至于“山歌本是缠花咒，趁着年轻唱个够”、“唱一声，又一声，为了给我心上的听”，则更是情歌的本意所在，是年轻人向自己心上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庄稼收成的好坏，决定着农民们一年的生活水平，因此，“麻油倒到黑瓮里，要唱风调雨顺哩”、“大暑一过立秋哩，要唱五谷丰收哩”等句子，也就成为农民们所思所愿的必然表现。

第三，《仇池风》山歌集的出版，为花儿研究家们开拓了新的领域。过去，花儿研究家们只注意到那些有花儿会的地方，虽然知道西和、礼县等陇南山区有花儿流传，但始终未能作为重点予以关注。当我阅读了这本山歌集之后，认识有了深化，见解有了转变。我觉得除了“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之外，还应增加“陇南花儿”这个新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把陇南山歌称为“花儿”，理由有三：一是歌词中将女性也多称“花儿”、“牡丹”，如“花儿爱我年纪小，我爱花儿长得好”，“虽然牡丹不搭言，天天看着解眼馋”，“灵芝草，草灵芝，把花儿交在对门子”，“云遮热头风儿怪，刮得牡丹心凉快”等等。二是许多唱词与“洮岷花儿”几乎完全一样，如“红心柳的一张杈，黑头发缠成白头发”，“鸡蛋换了红线了，唱山歌有了陪伴了”，“有心给你唱一阵，嗓子涩着唱不成”，“唱了一声不唱了，何人把你阻挡了?”“女子洗锅抹灶哩，儿子骑马带孝哩”，“说了一声去的话，眼泪就放袖子擦”，“贤妹娃担的乌木桶，人品压了十三省”，“莲花山的水帘洞，贤妹娃样样世得俊”等等，这类歌词，我在康乐、临潭、岷县一带采风时都曾大量采录过。三是陇南山歌也是情歌所占比例最大，称其为“花儿”，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我为什么不将它归入“洮岷花儿”呢?除了地域不同的原因之外，陇南山歌的唱腔与洮岷花儿有不同，它大约有十几种曲调，比“洮岷花儿”的曲调要丰富得多，且当地人不唱《莲花山令》和《阿欧令》。另外，陇南山歌的章句结构以两句一首为主，有点象陕北“信天游’’和内蒙“爬山调”，不同于“洮岷花儿”三句一首的基本句式。所以，我主张将陇南山歌纳入花儿研究的大视野中，与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并列，甚至可以称为“仇池花儿”，以突出地方特色。我希望当地的文化官员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进一步重视民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并组织力量，付诸实施。也希望当地的文化人和专家、学者们不但要全面、大量抢救和保存一切有价值的口头文化遗产，还应当大力开展理论研究，使更多的人认识陇南山区民间文化的乡土特色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只有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要衷心地感谢杨克栋先生，他为搜集陇南山歌辛苦了四十年，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化记忆，为甘肃优秀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最后，还要说说我为什么要借用苏轼的两句诗来作为这篇小序的题目。“空明”一词本意是“通明透彻”的意思，或指天色，或指湖水。我把“空”引申为“空灵”（飘逸灵秀，来去无痕），把“明”引申为“通俗明白，如同说话”。于是，“空明”一词就成为形容陇南山歌特征的最佳词汇了。再说，我已年近古稀，用“老夫真欲住仇池”这句诗来表达我对陇南民间文化之乡。的向往之情，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是为序。

（本文载杨克栋《仇池风——陇南山歌》，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