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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广泛流传，并被作为规范加以保持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心理意识。群体性、传承性、变异性和地域性(或民族性)是它最基本的特征。一个长期生活在一定民俗文化圈中的人，其思维和行事方式，必然要符合这个社区群体所认可的规矩，不能偏离，更不能对抗。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有他们自已的是非、善恶和美丑标准。这些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深处的风俗习惯，可说是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历来受到历史学、方志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彭金山教授，是我的挚友和同行，他早先曾在庆阳师专任教十多年，对陇东淳朴的民情风俗情有独钟。他常利用假期走访陇东各县的许多乡村，对当地各种民俗事象进行了深入调查，也曾多次组织学生下乡采风，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本《陇东风俗》，就是他长期以来辛勤劳动的部分成果。虽然，陇东各县、市新编志书中都有民俗志的专章或专节，但由于篇幅所限，大都少而简，全面性、系统性均显得不足。彭君此书，可说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陇东风俗的专著，恰恰弥补了各地方志中记载过少过简的缺憾，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册很有价值的陇东乡土文化的参考用书。
搜罗全面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证据之一就是有些民俗事象是前人未曾注意到或未曾记载过的，可以说是“新的发现”吧。比如，《岁时篇》中的“摞担”、“泥年”、“阿舒拉节”；《人生篇》中的“送奶”、“过关”、“迎新庄(院)”；《婚嫁篇》中的“烧新婚炕”等风俗，就连我这个陇东人也未曾见到或听说过，这足以说明彭君调查之细，挖掘之深。所谓“新的发现”，并不是说这些风俗是新产生的，它们早就在民间存在和流传，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流传范围小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或采风者深入不够，没有详加以询问等等)，未能进入调查者的视野范围之内，被遗漏了。彭君以其特有的眼光和细心，捕捉到了许多极具地方特点的风俗，并将其记录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贡献。
通观本书中关于风俗的记述，彭君基本上采取的是“叙而不议”的志体笔法，主要说明“是什么”，而不展开“为什么”的议论。有些条目中还补入了与其风俗有关的故事、传说和历史趣事，不仅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读者对陇东农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有所了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全书最后的《求索篇》，收录了彭君研究陇东风俗和乡土文化的七篇论文，其中，对陇东民俗中农本意识的探讨、地名与民俗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当地特有民俗—一太白孝歌的考察等，均有不少独到而精彩的见解。这说明，彭君不但是一位民俗事象的勤奋采录者，而且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者和探索者。将自己所搜集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系统化、条理化，并从中探求出重要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意义，这正是当代人文学者所应当努力的正确方向。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到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如果说已往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可以用“面窄”、“偏古”、“猎奇”这三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么，近二十多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这当然与中国的巨大进步和国门开放的政策有密切关系。目前，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可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前不久，我到荷兰和意大利出席了两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外同行对深入民间进行文化事象调查的高度重视和他们建立在科学调查基础上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思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如果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就必须把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放在首要位置，把自己的“家底”搞清楚，并由“粗识”深化为“真知”，才有交流、对话的“资本”，也才有可能对外国学者的卓见表示赞赏，对他们的失误进行纠正，对他们的妄言进行批评。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从事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根本立足点还在于我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而不只是为了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对我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应当努力去解决这样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当国家力量(以基层行政组织为代表)不断深入到乡土社会时，它与传统文化之间应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二者能否并行不悖?当它们之间发生矛盾和冲撞时，应采用何种方式和途径加以协调和解决?我始终认为，国家力量(包括法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乡土问题，它那强制干预的手段，应当与建立在乡土伦理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传统不断磨合、协调，拓展两者的合理性和宽容度，才能真正有利于乡土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种种排斥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构想和做法，都是脱离实际的、有害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俗学家们是大有可为的。
彭金山君的这本书，为我们认识陇东乡土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其中的七篇论文，也对深入认识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带了一个好头。但愿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使陇东民俗的研究能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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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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