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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钟敬文“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与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
  作者:杨利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9-24 | 点击数:4248
 

摘   要:在钟敬文贡献于世的丰富学术遗产中,“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不过迄今学界对此缺乏专门的梳理和研究。以世界民俗学的当代转向为背景,可以分析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产生背景、学术意义、存在局限,以及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与世界民俗学界的探索基本同步,钟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明确倡导“民俗学是现代学”的理论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事象;主要研究方法是对它们进行实地采集并加以科学研究;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现在;研究目的是为现代社会和文化服务。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世界民俗学界的影响,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变迁引发的学科重建意识有关。该理论为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指明了前行的新方向,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增强了学科研究和服务现代社会的能力,并为相关探索贡献了根本性的理论框架,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

关键词:钟敬文;“民俗学是现代学”;朝向当下;学科转向


  民俗学自创立至今,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向后看”取向(backward-facing perspective),对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传统的怀旧和追溯构成了其研究的核心。众所周知,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一方面与18世纪下半叶风行于欧洲大陆的启蒙主义思潮有关——当时“民众”(volk)及其享有的知识和生活方式被视为有待理性之光“启蒙”和解放的对象,为了统治和教化民众,知识分子开始调查、记述民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更深受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启蒙主义对待民众文化的态度不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热情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固执地认为民俗将我们与某种永恒的过去相连”,农民被视为“健康素朴的古代文化的传承人,而流传于乡村社会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仪式信仰则被当作幸存的古代文明”。以后,民俗学的发展史上虽然涌现出包括比较神话学派、传播学派、人类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就其总体研究取向而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向后看”的研究视角,即朝向过去以追本溯源、探求民族文化本源和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做法,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到偏远或工业化不发达的地区搜集行将逝去的、具有所谓“本真性”的民间传统长期占据民俗学者工作的中心。这一情形正如同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概括的那样:“民俗学……在整个学科发展史上曾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主要是关于较早时期的传统残留物(remnants)的学问,这些残留现象,还继续存在于那些已经被主流文化所超越(outdistanced)的社会领域。就此范围而言,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最近叫作‘残留文化’(residual culture)的学问。”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学术界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一“向后看”的取向日益受到敏锐的民俗学先驱的反思。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各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新技术、大众流行文化以及商品化等对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在学界内部,对于实践(practice,doing,performance等)和具有能动性的个人的关注日益凸显。这类新变化对执着于向后看的民俗学提出了挑战,学界内部关于直面当下、研究当下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假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被局限于特定文化或历史阶段的残留物,那么这门学科也行将就木,因为当那些传统彻底消亡之后,这一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与上述变化和反思相应,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世界民俗学范围内,各国均或早或迟地开始了探索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历程。

  本文将以这一世界民俗学的转向为背景,梳理和阐发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是现代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产生背景、学术意义及其存在的局限,并分析这一思想对当代中国民俗学逐渐发生的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当说,在钟先生贡献于世的丰富学术遗产中,“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不过,学界迄今对这一思想应用较多,而阐述较少。值此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希冀通过本文的撰写,一方面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另一方面助力学界更全面地理解钟敬文的卓越学术贡献,推进其学术思想研究。

  一、世界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探索历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民俗学者在推动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过程中,发表了不少重要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我认为具有解放思想和指导实践意义的几例。

  (一)赫尔曼·鲍辛格所著《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此书德文版最初出版于1961年,1990年被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2014年中文版由户晓辉翻译出版。德国民俗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在其英文版的前言中坦言:该书的写作正是针对当时欧美民俗学界存在的问题——学术研究充满怀旧,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真实性(genuineness),而忽视社会和文化变迁,但事实上许多民俗文化都已脱离了其原初的文本肌理和语境,而与广告、公众活动、经济和政治的旨趣等相连。英文版译者埃尔克·德特默(Elke Dettmer)也指出,该书的贡献在于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民俗学提出了新认识:当时民俗主要被看成是前工业时代的、前技术的,与农民、遗留物和遗迹相连,而此书则证明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并非相互排斥,民间文化实际上一直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以往诸多认为民间文化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瓦解和衰落的观点不同,该书提出了一套在技术时代里民间文化“扩展”(expansion)的理论,指出通过扩展,民俗在持续的变迁中获得了多元的意义。该书扩大了民俗学以往狭隘的、僵化的研究范围,并为研究技术世界里的民间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二)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

  表演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民俗学界,并广泛影响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学术领域。与以往民俗学研究领域中盛行的静态的“以文本为中心”和“以事象为中心”的视角不同,表演理论是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关注民俗文本在特定语境,尤其是情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该理论在理论体系、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打破了“向后看”的学科定式,使研究者不再迷恋于追溯历史流变或文本的功能分析,转而注重民俗的新生与重构、表演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在表演过程中的交织与协调。这样,“现代社会中民俗学的消褪”所引起的危机被注重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意义的学术导向所替代,从而直接推动了世界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并为理解民俗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作为完成社会生活中交流以及经验升华的资源,提供了富有高度建设性的优越出发点。用鲍曼自己的话说,“……表演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发点,使得口头艺术中的传统、实践与新生性联结起来。因此,表演也许会成为一门全新的民俗学学科的基石,它将使这门学科从‘向后看’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多地理解人类经验的整体性”。

  (三)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与民俗过程

  这一组概念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显示了世界多国民俗学者对当代社会中涌现的各类新形态民俗的共同关注,以及为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的努力。

  民俗主义(Folklorismus/Folklorism)概念在中国民俗学界已有较多讨论,笔者也曾在《“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一文中做过专门梳理,所以这里不再过多论述。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民俗学家汉斯·莫泽(Hans Moser)于1962年发表的《论当代的民俗主义》一文,不过随后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做出至关重要贡献的是前文提到的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他将“民俗主义”界定为“对过去民俗的运用”,是现代文化工业的副产品,它表示了民俗的商品化,以及民俗文化被“第二手地经历的过程”,并主张民俗学者应对此加以研究,而不是排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俗主义成为德国民俗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甚至影响到了东欧的一些国家。到了90年代初,民俗主义话语传入日本,并于21世纪初经由日本学者而传入中国。总体而言,民俗主义概念的提出代表了民俗学界对于城市生活、科技世界和文化商品化的一种回应。德国民俗学家瑞吉纳·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指出,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科的重新评估,到目前为止被完全忽视的现象——‘复兴’终于得到了学术的关注”。“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对推动中国民俗学实现朝向当下转向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民俗主义的讨论,可以拓宽民俗学者的视野,使之从遗留物的溯源研究中解放出来,认真探讨身边的现实世界,进而以更加积极活跃的姿态走向新时代。

  民俗化(Folklorization)概念的学术讨论比“民俗主义”概念出现稍晚,主要反映了美国以及拉丁美洲等国的民俗学者对当代民俗予以探索的努力,指的是当代社会中为了外部的消费目的而将地方文化予以加工处理的过程,与民俗主义概念的内涵虽略有差异,但可谓异曲同工。在英语世界里,较早提出“民俗化”概念的是美国民俗学家阿麦瑞科·派瑞迪斯(Américo Paredes),他将民俗化定义为“将所有民俗素材改编为某一传统中主导性的一般模式的方式”,比如把火车抢劫故事改编为反映族群之间冲突的主导性主题。美国民俗学家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发表于2010年的《在厄瓜多尔反思民俗化:表达性接触带中的多声性》一文,是民俗化讨论中的重要成果。该文针对学界普遍流行的对民俗化现象的成见——即民俗化是对民俗的腐化和抑制的过程,以牺牲地方创造性为代价等——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作者指出,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相遭遇的表达文化接触带,在高度媒介化的表演场景中,也存在着多声性:民俗化能同时对各种观众、为不同目的服务,存在着复兴本土文化编码的潜力。该文为深入研究和理解民俗化现象的多元功能和意义提供了民族志范例。

  类民俗(the Folkloresque)概念的出现最为晚近。2016年,美国民俗学者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与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博士生杰弗里·托伯特(Jeffrey A.Tolbert)合作,编辑出版了《类民俗:流行文化世界对民俗的重构》(The Folkloresque:Reframing Folklore in a Popular Culture World)一书,书中正式对“类民俗”一词进行了学术上的重新界定,即“当流行文化挪用或者重新发明民俗性主题、人物和形象时所创造的产品”,“它指涉创造性的、通常是商业性的产品或文本(例如电影、图像小说、视频游戏),它们给消费者(观众、读者、听众以及玩家)留下这样的印象:自己直接来源于现存的民俗传统”。类民俗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并为研究在当代流行文化中频繁出现的民俗现象贡献了新的理论工具,正如福斯特所说,这一类被制造出来的产品传统上不被学术性的民俗研究考虑在内,但是“类民俗”为理解它们提供了框架。

  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的概念为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提出。他把民俗的生命史划分为22个阶段,其中前12个阶段属于民俗的“第一次生命”(first life)或者从属于它,指“民俗在传统共同体中自然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存在。它没有被注意、认识或强调,因为它是发生的一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剩下的10个组成了它的“第二次生命”(second life),意味着“民俗从档案馆的深处或者其他某些隐蔽之地的死而复生”,“它将在通常都远离其最初环境的一个新的语境和环境中被表演”,其中包括民俗的商品化。杭柯批评道,长期以来,民俗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民俗的第一次生命,而对其第二次生命则相对忽视。为弥补民俗学的这一不足,杭柯提出了“民俗过程”的概念,倡导民俗学者置身于更宽广的语境中,用比从前更广的理解来看传统,将民俗的整体生命过程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之中。

  从上述简要的梳理中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民俗学者逐渐开始推动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一些敏锐的先驱者不仅呼吁以流动的、开放的眼光将当下日常生活中鲜活发生的民俗交流事件,以及与新技术、商品化、大众流行文化等相交织的新形态民俗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而且为其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甚至更具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如表演理论)。在这样一些理论的推动下,世界民俗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

  与上述世界民俗学的探索基本同步,钟敬文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明确倡导“民俗学是现代学”的理论主张,并在随后的论述中逐渐完善了相关的系统性构想。在这一主张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下,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一系列更加自觉地推动学科朝向当下转向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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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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