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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文]超越“文字中心主义”:重估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方法论
  作者:王杰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1-08 | 点击数:8087
 

摘  要: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顾颉刚先生有关“民众(文化)”的学术观念为学科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努力“搜集材料”并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为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重新评估顾先生的民俗学遗产,不应该神化他的学术成就,而应该反思他为何从理解“民众”转变为解释“民众文化”,应该分析他为了科学地研究“民众文化”而采用的“文字中心主义”方法,揭示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关键词:民众;民众文化;眼光向下;求真


  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研究、神道与社会研究等,至今仍然是学科史上的经典,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民俗学者。在肯定顾先生杰出成就的前提下,重新评价他的学术观念、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是当前中国民俗学的迫切任务之一。

一、顾颉刚的“民众文化”观念

  评价顾先生的民俗学遗产,首先要考察促使他努力从事民俗研究工作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他何以会去关注“民众文化”?其潜在的思想观念是什么?

  1928年,顾先生在《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说: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即使在今天,这一发刊词也是振聋发聩的,听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一百年前,他追随新文化运动先锋们的足迹,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倡导“民众”的观念。这一观念的确是进步的、有力的,事实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然而,认真考察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模糊性:

  (1)“民众”既与“圣贤”的概念相对立,却又包括了“圣贤”;

  (2)“民众”既与认识它的主体相对立,又包括了认识的主体;

  (3)“民众”既代表整个社会,又似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

  (4)他既主张“局内人”的视角(体验),又坚持“局外人”的视角(认识);

  (5)在某些情况下,被认识与体验的对象是“民众”自身,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被认识与体验的对象是民众的“生活、欲求、艺术、信仰、习惯与历史”等。

  在上引发刊词中,顾先生有关“民众”的观念似乎不太清晰,但它却是顾先生有关“民众”的思想观念最元气淋漓的表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似乎从未回过头来,再对这一思想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检讨。事实上,今天人们提及他的思想观念的时候,最经常称引的是他的另一段话:

  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可是,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

  在这段话里,顾先生重申了他的“圣贤与民众”二元对立的观念,但是,关注的焦点则明确地转向了他们的“文化”,即“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二者的地位并不平等,顾先生努力要平等地看待它们,这反映了他的“民主”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二者都是“旧文化”,都是研究的对象,这又反映了他的“科学”精神。而在“研究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两项任务中,顾先生明确地选择了前者。也就是说,顾先生有意识地选择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尽管如此,顾先生显然并不仅限于“研究”民众文化,而是要借“民众文化”的解放,来促使民众获得自我的觉悟。他说:

  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呼声,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

  在这里,“民众文化”备受关注,不只是因为对应于“圣贤文化”,相反,它似乎还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立的价值与地位。至于“民众文化”何以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如何通过发扬“民众文化”来唤醒“民众”;“民众”如何可能从“被启蒙者”转化为“自我启蒙者”;“民众”如何对自有的“旧文化”产生自觉地继承与改造的意识;愿意并能够建设一种“新生活”等问题,顾先生似乎并没有予以更多的说明与讨论。

  总之,顾先生有关“民众(文化)”的相关表述,深刻却并不明确。它作为“口号”是鼓舞人心的,作为“思想观念”却又是不成体系的。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与思想观念,似乎只是从外面影响了他,却没有融入到他的生命血液当中;也就是说,这种时代精神与思想观念,并不是来自他灵魂的深处,也不是从他生活的基础上自然地生长出来的。

  上述讨论颇有“诛心”的嫌疑,毕竟顾先生亲自搜集了吴歌,偕其他学者开展了妙峰山香会的实地考察,亲自调查并研究了北京东岳庙。而且,顾先生一生以“健足”而自豪,足迹几遍中国。可以说,顾先生不仅真正地响应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亲自“到民间去”。问题是“到民间去”何为?顾先生是有明确目的的,他说:

  我们若是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相互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他们,可用种种的方法去调查,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法。等到我们把他们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够顺了这个方向而与他们接近,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诚意,甘心领受我们的教化,他们才可以不至于危疑我们所给与的知识。

  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顾先生设想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它们双方是一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当时,顾先生秉承了解民众、启蒙民众的精神,坚定地“到民间去”。他要考察“民众生活”,目的则是获得他们的信任,教化他们。换句话说,考察“民众文化”只是启蒙“民众”的手段。反过来,“民众”是被动的,他们只有“领受”与“危疑”的份。所以,顾先生所谓“要先相互了解”,实际上被削减为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而且,在具体开展研究工作时,顾先生与他的同志们的实践,距离上述“了解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在妙峰山考察香会的时候,顾先生在当着他人的面抄写那些“会启”时,都会觉得“羞怯”。此外,抄写“会启”固然十分重要,顾先生借助于这些“会启”,也的确发现了参与妙峰山庙会的民间香会组织的许多知识,然而,我们应该追问的是:顾先生为什么会首先想到“抄写”会启?为什么没有去“访谈”会众呢?以今天田野考察的标准来说,顾先生他们一行人,“参与观察”算是做到了,“深入访谈”却几乎可以说只做了一点。他们的确是“到民间去”了,但他们也只是“眼光向下”放眼观察,却并没有降低身份去开展访谈与交流。因此,他们的考察成果,只是他们眼中的民众行为。事实上,在顾先生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民众”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行动逻辑,没有个性,他们并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只是作为群体的“民众”。

  尽管如此,顾先生仍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提出了非凡的见解。他发现,各路香会齐心协力,相帮互助,他说:

  这一路的山光水色本已使人意中畅豁,感到自然界的有情,加以到处所见的人如朋友般的招呼,杂耍场般的游艺,一切的情谊享乐都不关于金钱,更知道人类也是有情的,怎不使人得着无穷的安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呢!

  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怎能不让人膺服?尽管其中浸透着浪漫主义的情绪,然而顾先生毕竟没有只是停留在“眼光向下”的口号阶段,而是亲自“到民间去”了。他观察并感受到了“(民众)文化表演”的特质,尽管这种“观察与感受”只是顾先生自身作为“民众”之一员(一位特殊的香客)的观察与感受,未必就等于“民众”自身的观察与感受。

  总之,在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活动中,“眼光向下且身在民间”的顾先生,看到的更多的是“民众文化”,而不是“民众”自身;关注的是“民众文化”之可观察与可记录的层面,而不是“民众文化”的整体;重点研究的只是有关“民众文化”之历史与地理传播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文化”的实际意义、价值与功能。随着顾先生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这种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走到极端处,其研究成果愈发趋近于有关“(民众)文化”的知识,而距离“理解民众”更加遥远,更遑论“与民众相互了解”了。最终,这种有关“民众文化”的学术,成为“学者”区别于“普通同行”,尤其是区别于“普通民众”的一种“高深学问”,与顾先生自己曾经确立的有关“民众(文化)”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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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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