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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凡]民研会:辉煌70年
  作者:王平凡 王素珍 王素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3-01 | 点击数:4380
 
  本文系中国民协70周年学术史访谈整理而成,文章经本人修改并确认。口述人:王平凡;访谈人:冯莉、王素珍;参与访谈人:王素蓉、金茂年、李航;整理人:王素珍、王素蓉;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下午;访谈地点:北京双桥农场某老年公寓。口述史整理过程中部分内容参考了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文学所往事》(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以及王平凡的相关文章。

      口述人简介:王平凡(1921—2022),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院学习,1951-1955年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后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整理人简介:王素珍,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编审;王素蓉,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编审。


  一、民研会成立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是在党中央关怀下成立的。在中国民研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70周年之际进行庆祝和回顾,回忆70年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将会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研会在北京成立。周扬主持会议,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都讲了话。会议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选出正副理事长3人,理事长郭沫若,副理事长老舍、钟敬文,理事47人。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11人:周扬、吕骥、艾青、赵树理、俞平伯、欧阳予倩、程砚秋、常惠、郭沫若、老舍、钟敬文。各组负责人,秘书组组长:贾芝;民间音乐组组长:吕骥、马可;编辑出版组组长:蒋天佐;民间文学组组长:钟敬文、楼适夷;民间美术组组长:胡蛮;民间戏剧组组长:欧阳予倩;民间舞蹈组组长:戴爱莲。

  中国民研会成立70年,成绩很大,贡献辉煌。首先,在民研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各地成立民研会分会,建立了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的机构。其次,在民研会的倡导下,56个民族展开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各个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承。再次,民研会组织和领导的民间文学普查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到现在仍然是史无前例的。

  我于1955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比贾老(即贾芝——整理者注)晚来一年。当时,贾老任文学所民间文学组组长,我担任党的组织工作。我们接触较多,贾老谈民间文学问题,对我有一定影响。我对他很尊敬,称他为师。这期间,民研会面临着归属问题。周扬同志指示,由文学所暂管起来。文学所党组决定,由毛星同志负责。我也时有到民研会处理过具体问题。

  贾老一直兼任民间组和民研会工作。他曾对自己的工作作过这样的概括:“我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到参加文学所工作,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所,一贯主张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组织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进行某些理论、作品研究。因为中国民间文学处在开拓时期,不做组织工作就不能开拓资源,建立这门新的学科。相对地说,组织工作多了也影响专题研究,但我宁愿做些牺牲,关门研究不可能开拓。我认为,在组织和调查中成长起来的研究家是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专门人才的。”

  二、民研会与民族文学

  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由谁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说是钟老(即钟敬文——整理者注)提出要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有人认为是由贾老提出建立的。据我了解简述如下:1978年6月2日,中国文联召开全国委员扩大会议,期间,中国民研会召开座谈会,交换民间文学事业发展建设问题。马学良和钟敬文两位教授提出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周扬表示百分之百的赞成。(贾芝日记)马学良、钟敬文两位教授功不可没。1979年,中国社科院新建和筹备研究机构成立,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列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云南分所。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批准了这个报告。关于所的领导人选由胡乔木同志决定,任命贾芝同志为所长,马学良为副所长。

  1979年6月,由各民族院校联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这个学会是1978年兰州举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会上提出的建议,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研会、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14个单位联名倡议,经过协商,请示中宣部批准后正式成立。周扬被邀请担任名誉理事长。周扬同志说:“别的学会、协会理事长我都不当,我只当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1981年2月15日—19日,中国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举行。出席这次年会的有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3位代表(包括汉、蒙古、藏、壮、回、白、土、朝鲜、满、锡伯、苗、彝、瑶、怒、维吾尔、侗、俄罗斯等民族),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70多篇,宣读了40余篇。它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界说、范围、划分标准展开不同视角的讨论,提出不少新的意见。钟敬文教授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了专题报告,贾芝同志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认为这次年会思想性强,学术气氛浓,学术水平高。18日下午,周扬同志接见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题目是《谈民族文学研究工作》。他说,研究范围要广一些,要加强民族团结和相互交谈,不应互相隔绝。民族文化很丰富,要挖掘。它是金矿石,但要整理研究,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子来。

  少数民族文学所在建所初期,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培养队伍问题。在“六五”期间恢复所的建制时,全所仅25人,其中只有两名副研究员,这显然与一个研究所的要求是不相称的。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系,由副所长马学良教授任系主任,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研究生。招收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苗族文学、彝族文学研究生各1名。钟敬文教授、马学良教授为我们培养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做出特殊贡献。贾芝同志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为培养科研人员队伍,做出了突出成绩。我们科研人员,通过工作实践,成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骨干,许多人都有在国外留学或研修、讲学经历。他们是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事业的稀有人才、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建设及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98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建立起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培养基地,它不仅为本所,而且为本学科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许多人才。这样集中地大量地为少数民族文学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基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国民族文学事业工作者的骄傲。这也是钟老极其辉煌的贡献!

  全国文学艺术学科规划会,1983年3月于桂林召开。钟敬文、王平凡、降边嘉措参加会议。1983年,我们把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所的重点任务,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经专家学者评审通过,被列入“六五”国家科研重点项目。第6个5年,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一共94项,包括261个课题,《格萨尔》就是文学方面的一个项目。民族史诗列入国家五年计划科研项目,这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格萨尔》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十分重视。《格萨尔》原是民研会科研重点任务,钟老果断决定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牵头,并在实际工作中大力支持。这对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三、主持民研会工作及与钟老的交往

  钟老学识渊博,古今中外兼而有之。他是从“五四”走过的学者,他的民间文艺学道路,直接受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及此后的民俗学运动的推动。他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他的理论视野和学术站位都很高。马昌仪在《求索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道路探讨》一文中讲道,钟老早年就与马列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钟老即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从事民间文学事业,一直在周扬同志领导下从事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1957年,钟老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

  1989年,民研会曾一度陷入组织瘫痪,业务停顿。钟老下决心要恢复工作。他点名要我去协助工作,并请刘魁立去动员我。刘魁立告诉钟老,“他身体不好,不会来的。”钟老说:“他身体再不好,总比我年轻吧!我都八十多岁了,还没说身体不好,这不能成为理由。”刘魁立又对钟老说:“民研会的工作这么难做,大家都说民研会是‘火坑’,平凡同志不会来的。”钟老严肃地说:“民研会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全国各民族文化事业,现在是困难时期,这项工作要有人来抓。我们不跳火坑谁跳火坑?你把道理给他讲清,我相信他会来的。”钟老的话感动了我,我再没有理由拒绝,就同意了。此时,钟老又想到以什么名义叫我到民研会来?让刘魁立和我商量。我说,我是民研会常务理事,就用这个名义吧。钟老高兴地同意了。

  1990年3月16日,民研会主席办公会决定,鉴于机构不健全,由常务理事、前秘书长王平凡临时主持日常工作。我到民研会参加了三次学术活动——庆祝民研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参加中国齐鲁神话学术讨论会。

  纪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创立四十周年大会,1990年4月25日在中国文联大楼举行。钟敬文主席对四十年来的我国民间文艺事业,从机构建设、队伍壮大、出版繁盛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他特别指出,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等伟大民族史诗,有的已译成了汉文出版,有的则陆续用本民族语出版,并部分译出问世。还有,本会与民委、文化部共同领导并主编的民间文学(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卷集成,是一套宏大的民间文学作品丛书。现在部分省、市卷已在付印或编定,将来全书出齐,则不仅会在祖国的民间文学园地里,建立起一座巨厦,也将在世界人民文化史上,矗立一个文献金库。

  钟老还深刻论述了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及发扬,不仅有文化史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忽略的一招棋。它还关系到新文化地位胜负的全局!从这一点看,我们从事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并发扬其优秀部分工作,其意义无疑是庄严和重大的。钟老总结说,由于事业本身重要性,由于会内同志的努力和各分会同志的协助,它到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在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正确领导和实际资助。否则,要获得今天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钟老的讲话,赢得全体同志的热烈掌声。钟老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新时代》,反映了我国各省、区(直辖市)各民族民间文学方方面面,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概括地讲:成绩伟大,贡献辉煌!

  第二,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1989年7月18日—8月5日,举办第二届民间文学评奖会。[3]9月20—24日,中国民协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在大连市举办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安徽、新疆、陕西、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16个民族的民间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大师进行了表演,15个省、市、自治区展销了民间艺术品,并举行了向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的获奖作品《祭天古歌》《密罗陀》《天牛郎配夫妻》等81部作品授奖的活动。

  第三,召开中国齐鲁神话讨论会。1990年5月26日,中国齐鲁神话讨论会在济南召开,钟敬文教授、著名神话研究专家袁珂等参加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十年来中国神话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发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贯彻了党的文艺政策。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参观了泰山。钟老兴致勃勃,要和我上玉皇顶。为了钟老安全,我劝他不要上去。就这样,我俩坐在宾馆聊天——聊民间、聊民俗。钟老热爱并关心着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民间文艺事业。

  2001年,钟老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他跟我谈了许多,其中谈到一位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钟老说,前一段这位同志告诉他,就是因为听了钟老的话,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做领导工作,结果是眉毛胡子都烧光了。钟老笑着回答他,你是眉毛胡子烧光了,但你要知道你的功劳,你这十年替我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事业做了多少好事?一花独放,远不如春色满园呢!我们这些人,想得都要宽阔一些的。你不是为一个人工作,是为国家民族的文化在工作。你花的时间,中国人不会忘记你的,都会记得你的功劳。一个人成为一个学者有什么了不得?这些民族都有你的学生,这是多少倍呀?多好的事情呀!钟老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民族的脊梁自然要承担压力和责任,可这根脊梁必须有人去做。

  2002年初,钟老仙逝。为此,我女儿王素蓉写下了纪念文章,题目是《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百岁老人钟敬文探望记》。这其中,也包括了我对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的深切怀念!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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