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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法]医疗技术的改进与民俗传统的延续:江苏省沛县立春“戴春鸡”习俗研究
  作者:孟令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10-09 | 点击数:2565
 

       摘要:民俗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科技创新的影响,这种动态模式不仅可以为民俗的社会适应提供技术支持,有时也会导致特定民俗事象的衰亡。普遍流行于淮海地区的立春“戴春鸡”习俗就是其中一例。虽然这项以婴幼儿为主体、针对天花的预防手段明显具有民间信仰的象征性,却也反映了区域民众对某些特殊疾病的认知方式。作为一种跨区域习俗,立春“戴春鸡”虽未为人类非遗“二十四节气”所强调,但其所蕴含的防疫理念依然值得追索和传承,甚至可以借此构建地方性“传染病预防日”,从而维系其存续力。。

  关键词:科技创新;民俗传统;戴春鸡;立春;育儿习俗


  立春位处二十四节气之首,是“四时八节”的第一个“节日”。施爱东认为,“年”起于大年初一子时,“岁”从立春开始,而“生肖属分也当以立春为界”。尽管这一观点尚存争议,但其至少表明立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计时点,所以在这一天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或祭祀仪式会成为十分普遍的习俗。目前,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所强调的节气习俗主要有衢州“立春祭”、遂昌“班春劝农”、石阡“说春”、三门“祭冬”、安仁“赶分社”、苗族“赶秋”、壮族“霜降节”、杭州“半山立夏”、登封“二十四节气”系列活动以及内乡“打春牛”等。虽然这些节气习俗的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但相关介绍表明它们无不是基于农业生产而传承至今的大型祭祀活动。或许,这些体现农耕文明的节气习俗在我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但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看,它们的涵盖力仍然不足。更何况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也为其他习俗的形成带来契机——普遍流行于淮海地区的立春“戴春鸡”习俗就是其中一例。虽然这项以婴幼儿为主体,针对“痘瘟”(天花)的预防手段具有民间信仰的象征性,却也反映了区域民众对某些特殊疾病的认知方式。即便我们无从定位“戴春鸡”习俗的发生史,但随着防疫技术的发展,这项流传已久的区域风俗也逐渐式微。那么,淮海地区的立春“戴春鸡”习俗究竟如何表现,本文将以沛县为例,做出说明。

  一、戴春鸡:一项针对新生儿的养育习俗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的到来预示各类生物的复苏,其中当然包括“病毒”。虽然从现实角度出发,立春并不代表春天的真正到来,但从天文学层面看,这一源自太阳运行轨迹的计时方法,则为我们确定了一个“岁首”概念。因此,基于立春的各类仪式活动不仅包含了人们对“农业丰收”的祈愿,也反映了人们寄希望于“一年之始”的周年祈盼。

  相关社会史研究表明,建立于农耕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在古代平民社会并未得到切实发展。王育民曾言:“古代中国在单一的个体农业小生产为主体的封建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低下的生活及医疗卫生条件带来的高死亡率,也不得不借助于早婚多育,即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以进行补偿……但高出生率又在很大程度上为高死亡率所抵消”,所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再生产”是“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类型”。直至民国时期,这种现象依然严重,“民国时期不仅人口数量长期停滞不前,人口质量也十分低劣,限于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准,广大民众体质差、疾病多……不讲究卫生习惯……导致多种疾病、瘟疫大幅度发生……政府虽也设卫生机构……而少有行动,致愚昧陋习、封建弊俗盛行无阻”。由此可见,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对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没有广泛了解和借鉴西方医疗技术的封建社会,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王侯将相也很难抵挡稍有传播力的瘟疫入侵,更不要说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唯一的办法或许就是在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的基础上,求助于神祇的庇佑(以自愈)。

  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否定古人建立在祈福心理上的医疗手段。相反某些总结于生活经验的医疗知识,却为后世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契机,而淮海地区于立春节气为婴幼儿“戴春鸡”的习俗就富含这种信息:婴幼儿时期是人生之中体质最弱的时段之一,有着太多不可预料的生命之忧。而春季则是各类疾病的高发期,为了避免婴幼儿因体质问题受到病毒,尤其是难以治愈的急性传染病如天花等的侵扰,从而保障家庭、宗族人口的稳步增长,人们不仅意识到春季是防疫的最佳时期,还逐步形成了这种延续至今的祈福性养育习俗。那么,作为淮海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苏沛县,传承于此的“戴春鸡”习俗又有哪些集体行为?源出于历史的地方志并未给予我们相关信息,普通百姓的实践性记忆却明确了它的实际存在和表现形式。

  据笔者调查,沛县“戴春鸡”习俗是一项只针对于新生儿的养育习俗,且只有未满周岁的婴儿才是这项习俗的核心受用者。进一步讲,以立春为时间原点,出生于此前的婴幼儿则在当年即可“戴春鸡”,若出生于此后,则需在次年立春时佩戴。由此可见,沛县“戴春鸡”习俗的发生时间是以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个立春日为准。与山东《邹县志》所载“妇女剪彩为鸡,儿童佩之,曰戴春鸡”相似,沛县新生儿所戴春鸡也由妇女制作,只不过春鸡有更加明确的制作主体,即新生儿的母亲。从生活现实出发,这种约定俗成的制作主体也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家中年长妇女有时也会参与其中,甚至邻里之间也会相互帮忙(来者定是女性,尤以中老年女性最受欢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超越约定俗成的制作主体的界限,受访者朱兰贞指出,这不仅是邻居来沾新生儿的“喜气”,更是在邻里集会的欢乐气氛中,借中老年妇女的“长寿”为新生儿带来“长命百岁”的福佑,因而这种养育习俗在这一阶段已然逐渐显现出它所蕴含的信仰性。

  春鸡非“鸡”,不言自明。不过,有关春鸡的制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受访者朱玉荣讲到,手巧之人不到十分钟就可制作一只,即便第一次制作也不会超过三十分钟,而笔者及兄弟姐妹所带春鸡,皆由裁剪新衣或被褥等生活用品时所剩布料(及棉絮)缝制而成。可以说,不论雄鸡还是母鸡,身体均呈倒三角形且以钝角为多。具体说来,一只春鸡可由以下步骤完成:①选材(多以花布为主,少有单色布料);②将布料裁剪成方形,大小不定,但制作雄鸡者稍大一些;③将裁剪好的布料沿对角线折叠,将一边缝合后翻转以隐藏所缝之边;④将棉絮(碎布)从另一未缝之边塞入,以使其鼓胀而富有肉感,随后将此边缝合,但需留一小口;⑤将不同色彩的布料裁成数根长约5厘米、宽约0.5厘米的布条以作鸡尾,并从鸡身所留之口塞入,缝合;⑥将一块方形红布对折,剪成大小合适的鸡嘴和鸡冠后,将之套缝在鸡身另一角,既成鸡头;⑦在鸡头处找准眼睛的位置,用挽有疙瘩的黑线穿过,并在另一边挽上大小相近的绳结,以作眼珠;⑧将一小块长约1厘米的黄色布料对折后缝在下角,以作鸡爪;⑨将数粒黄豆(单数为佳,多则五粒少则三粒)用线串起,悬缝于鸡嘴下。如此一只春鸡便制作完成。

  沛县新生儿所戴春鸡共有两只,尽管它们色彩各异,但均要雌雄配对,并依男左女右的规则,并列缝于新生儿所穿棉衣的臂膀位置且鸡头朝外,雄鸡在母鸡之上。春鸡需在立春前一天制作完成,于立春当日佩戴,在立春后一天取下。不过,取下的布质春鸡并不会直接丢弃或销毁,而是要用一条一尺长一寸宽的红布包起,并悬于主家大门之上七到十日(但基本维持在立春节气以内),俗称“挂红子”。在这一时段,沛县各乡村会出现一群被称为“看花人”的中老年妇女,她们或是本村人或是邻村人。这些人走村窜乡,观察各家大门是否有悬挂红布,若有她们就会上前敲门问候,或说或唱地向主家人奉上祝福新生儿的各种吉祥话,而主家人则会相应地给予物质或金钱的回赠。受访者安玉英解释道:这些人看似平常却具有“神老妈子”(即神婆)的性质,但她们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给人“下神”或“看病”的行为,仅是存在于这一时段的“巫性”人物。针对这一人群,普通人并不能随意应付,更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那些因习俗规范必须将春鸡悬于大门之上的家庭,他们面对这类人群一定要给予回馈,否则就会遭遇意想不到的“祸患”。换言之,这类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对她们的衡量标准并不在于日常生活,而在于这一特殊时段的“吉言”与“回馈”是否真的能在半年之中,避免“天花”或其他较为严重的家庭灾难。

  以上说明,立春在以沛县为代表的淮海地区不仅具有农耕文明的本质特征(明清以来的沛县地方志多有官方“鞭春”活动的记载),更在区域文化的发展中独具个性地孕育出防疫治病的医学理念。尽管这种防疫措施显得十分简单朴素,且具有极其强烈的信仰属性,但以“戴春鸡”为核心的育儿习俗,却表达了普通百姓寄希望于心理慰藉的家族发展观,以及抗击急性传染病的期盼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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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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