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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宏]音像记录者在场对史诗演述语境影响
  作者:杨杰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8-25 | 点击数:685
 
  摘要:演述人、文本、受众、事件、仪式、传统构成了史诗演述语境的主要因素。音像记录者在场对史诗演述语境的影响存在积极性与消极性两个方面。研究者及演述者对于史诗演述语境的指向是一致的——理想的“自然语境”状态,但二者对具体的目标诉求是趋于分化的。田野研究者与演述者、受众群体达成信任、融洽的合作关系是保障演述语境的前提条件,而要达成这种关系,积极主动地学习、理解地方性知识是关键的内因。在演述语境里,音像记录者身份不只是个旁观者,而是变成了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音像;演述语境;东巴史诗;文本;口头传统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性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在现代性冲击下,史诗及其文化传统面临传承危机,通过利用音像手段全面搜集、忠实记录现存史诗成为紧迫的时代要求。而“音像”是国内外研究者搜集、记录活态史诗的重要方法。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帕里特藏及芬兰文学学会口传文学资料库就是“音像”口头传统数据库的典范。
  本文中的“音像”是音像口头传统数据库的简称,指对口头传统的录音、影像、图片、资料文本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档案仓库。该数据库建设分为三个具体步骤:一是田野调查与搜集,二是对调查与搜集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三是归档入库。可以看出,在数据库建设的流程中,田野调查与搜集是第一个环节,也是决定数据库质量的关键因素。田野点、田野报告人、调查方式、调查方案、调查者自身能力及团队协作决定着田野工作的质量。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三十年多来一直致力于国内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搜集、翻译、整理工作,“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像档案库”作为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在学科建设与资料学建设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历史传承,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遗产的档案建设做出了努力。笔者自2011年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像图文'档案库”的项目,对苗、瑶、彝、羌、黎、水、纳西、傈僳、独龙、怒、德昂、阿昌、基诺、仫佬、毛南、土家等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及史诗做过“音像图文”资料搜集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认识,在本文做交流与探讨,希望对国内口头传统及史诗研究有所裨益。
 
  一、“音像”的史诗演述记录功能及要求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是把史诗当作“民间文学文本”来“读”的,而忽略了它作为口头传统的活态性、演述性、仪式性等文本特征。也就是说,史诗不只是来阅读的,它是用来吟唱的、观看的、跳舞的、表演的,也可以是参与体验的。活态史诗文本的多样性特征决定了记录手段的多元性。影像、声音、图片、文字等多元记录手段的介入成为搜集、整理、研究史诗的重要手段。影像、图片、声音、文字资料四个手段各有侧重,但又彼此联系,它们各自所记录的文本共同构成了有机的史诗记录文本。
  (一)影像功能——动态的史诗文本
  影像、图片都有“看”的功能。相比于静态的图片,影像记录手段突出了动态的、连续的、多视角的“看”的功能。如景颇族口头传统的典型代表——创世史诗《勒包斋瓦》是在“目瑙纵歌”的大型仪式中演述的,成千上万民众,连续三天在村中广场通宵达旦载歌载舞,而在这一特定的场景中,通常的文字描述、图片、录音手段无法完整记录这一大型综合性表演,影像记录手段就成为有力的武器。影像手段既可通过宏观的、统摄式的拍摄达成对这一大型综合的民俗活动的整体把握,也可通过对演述主角的特写、场域内外互动的跟踪拍摄达成对史诗演述的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影像手段在宗教仪式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仪式展演具有强烈的视觉性,无论是空间、程序的设置,还是服饰、路线的安排,抑或动作、色彩的强调,都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而给参与者带来丰富的在场信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最终使参与者能感受到而不只是认识到仪式的意义指向,而这些同时又是影像传播的优势所在。”笔者参与过两次东巴丧葬仪式,时间延续近七天,诵读近百本经书,大仪式下的亚仪式近30余个,且有些仪式是在两三个场地同时进行。如出殡日当天,主祭东巴在村外的祭祖场举行送神仪式,东巴助手在屋内灵台前进行驱鬼仪式,其他东巴在山上火葬场举行火化仪式,此时,多台摄像机的分工协作可以起到良好的记录效果。另外,仪式中东巴史诗的经腔吟唱、东巴舞蹈以及手势、表情、身势等身体语言,都离不开影像记录的参与。
  (二)图片功能——定格的多彩史诗文本
  当然,图片记录手段并不只是充当影像的补充作用,它具有影像无法取代的功能,如它不受具体仪式时空的限定,可以对演述者的服饰、法器、场景、演述文本、图片进行特写,而且在像素质量、色彩、角度、多次拍摄等方面也有突出优势。尤其是在摄像机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摄像机忽略、无法顾及的场景、演述行为、仪式情境进行有效的记录。演述文本的图片记录对于以后的学术资料提供也是极为重要的。在东巴丧葬仪式中,所吟唱的东巴经典近百本,有些经典东巴耳熟能详,所以在演述中并不照本宣科,更多是以口头演述为主;同时,在晩上进行的仪式中,暗淡的灯光、频繁的仪式活动也不利于摄像机来记录这些经典,而相机的照片刚好可以弥补摄像的短板。这些相片资料本身构成了口述记录文本。可以说照片提供了定格的、多视角的、多形态物体构成的多彩史诗文本。
  (三)录音——可以听的史诗文本
  对于史诗研究者而言,史诗的声音文本重要性不亚于影像文本,因为演述者的声音、腔调、韵律等特征更接近史诗的文本特质——韵体的、修辞的叙事文本。摄像机本身兼有录音功能,好像录音成了多余,但在具体的田野记录中,二者还是有着巨大区别。史诗演述的口头性、仪式性、表演性、集体性等特点决定了摄像机需要不断调整机位来保证“看”的功效,而非“听”。譬如,为了防止出现演述者的“晕镜头”现象,摄像机机位不可能离演述者太近,这样势必会影响摄像机的录音效果。在具体的演述情境中,现场声音较为躁杂,摄像机往往达不到清晰录音的效果。而录音装置可以通过近距离、多点录音的手段保障“听”的质量。如我们在录制东巴史诗唱腔时,把无线话筒插在东巴的裤腰带上,耳麦置于离东巴嘴边较近的衣领旁,这样不管他在坐着、站着,还是走着、舞着,都能够保证录音质量。2017年8月,笔者在滇川交界的树枝村搜集纳西族英雄史诗时,东巴及其四个徒弟有时一起吟诵,有时分开吟诵,有的声音高亢,有的低沉,笔者采取了多点录音的方法来降低多源声音的互扰。从最后录音效果看,基本保证了这些不同声音源的质量。史诗最大的特征是仪式中的口头演述,声音是史诗口头文本最直接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录音效果直接决定了史诗文本记录的质量。
  (四)文字——史诗的注解文本
  “文”的所指是多义的,包括田野中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田野现场日志或笔记、演述口头记录文本、按入库要求填写的档案表格、后期整理而成的口头传统民族志文本等,这些不同时空、不同视角形成的“文本”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是基于前者“看”“听”“读”“感受”而进行的文字记录,有个从关注表象到理解本质的动态发展过程,是从文字的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中解读口头文本,加深对口头传统何以形成、怎样形成、为什么这样形成的深层思考。可以说“文”是影、音、图最好的注解,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融合,是从田野工作转向田野研究的催化剂。因为我们在具体的田野作业中,摄像、录音、照相等手段不可能随时跟踪拍摄、录制,事无巨细都予以记录,尤其是记录者与田野访谈者之间的交流、感受、感悟更多是“非物质”形式进行的,如何尊重文化持有者,如何达成田野共谋,如何“忠实记录”,如何选择“客位”与“主位”?由此而言,田野记录者的知识储备、观察能力、交流能力、现场记录能力也决定着书写记录文本、整理深化文本的质量。
  (五)专业技能与地方性知识一对史诗演述记录者的要求
  并不是只有对文本整理者有着较高的田野及学科理论要求,对进行摄像、录音、拍照的田野工作者同样要求具有相应的专业水准。可以这样说,一个接受过音像专业技能训练的田野研究者肯定比未受过训练者更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接受过音像专业技能训练的田野研究者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松胜任史诗的田野调查。举一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巴仪式中的史诗演述结束后,众人各回家中,有些摄像师也收拾工具,准备收场。岂不知仪式并未结束,东巴回到家中洗手,在火塘边烧香除秽,然后在神龛前念经安神,念毕才意味着整个仪式的结束。这个小仪式对于整个东巴仪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东巴需要回顾总结整个仪式过程是否圆满,有无遗漏,二是通过这一小仪式起到镇邪安神之效,以防仪式中出现的纰漏、留下的遗患造成恶鬼缠身。东巴仪式中一日三餐的祭献仪式,每个早晨举行的加威灵仪式,这些重复性仪式可能会引起田野研究者的“审美疲劳”。但这些“每一次”仪式中隐藏了“这一次”的独特性,如果认为记录一次就足够了,就失去了对仪式文本“异文”特征的解读机会。如果田野调查者对地方性知识储备不足,对口头传统背景不甚了解,可能会陷入浮光掠影、疲于应付的田野窘境中。
  “音像”的口头传统及史诗调查、搜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分工者的团结协作,达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共和”局面,“音像”四个不同部分是有机的内在联系,而并不只是简单的拼盘与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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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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