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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作者:王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15 | 点击数:1458
 

   摘要: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关键词:综合资料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网野善彦

 
 
  在日本,民俗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58年开始进入大学体系,成为正式的专业的。但因为民俗学本身在大学学科制度中地位的模糊,也因为各所大学的院系设置与学位设定精细程度的不同,直至今日,与民俗学相关的学位,其名称依然有民俗学、文学、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情况。这一点,中国的情况也颇为类似。但其中不但在中国找不到同类,即使放眼世界也恐怕独此一家的,是出自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硕士”这样的学位。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
 
  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以下简称“历民”),设立于1993年。
  中国的高校,一般是在同一院系名下设置从本科到研究生的系列课程。而在日本,所谓“研究科”专指研究生课程(日语为“大学院”),一般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本科课程(日语为“学部”),虽然二者名称常常并不相同,管理也各自独立。但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公立大学开始出现无对应“学部”的“独立研究科”,如神户大学1980年开设的文化学研究科;进而出现了只开设研究生课程的“独立大学院大学”,著名的如1988年创设的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独立研究科、独立大学院的设置,就其前提和基础而言,是有着在某一领域长期研究的机构及成果存在;就其目的而言,是希望能够打破“学部”制度造成的学科间的藩篱,依托作为其母体的研究机构,培养跨领域、高层次的综合研究人才。例如私立大学中最早开设的独立研究科———同志社大学的美国研究科(1991年),就是以该大学1958年设立的美国研究所为母体的。“历民”的设置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的第二例,其母体和基础是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常民研”)。
  “常民研”的前身,是涩泽敬三于1925年为收集民具、民俗物品而开始的Attic Museum(阁楼博物馆)。1942年因回避作为“敌国语”的英语,更名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1950年成为财团法人。其研究多在涩泽个人财力的支持下进行,涉及民俗学、文献学、民具学、建筑史学等领域,尤其在民具研究、渔业史研究方面积淀深厚,从1972-1973年出版的24卷《日本常民生活资料丛书》中,可以一览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的丰硕成果。1949-1955年,受日本水产厅的委托,开展了全国渔业及渔村史料的收集保存事业。1968年发行《民具monthly》,1974年开办一年一次的民具研究讲座,1975年成立日本民具学会。1981年由神奈川大学接管,发行研究所论集《历史与民俗》(1986年-)、研究所调查报告书(1993年-)、出版所藏资料及地方资料的目录集、《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丛书》等。此外神奈川大学还以该研究所为基础,于1985年开设了培养博物馆员的学艺员课程。
  “历民”设置的基础,一是“常民研”在上述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二是研究所长期以来积累的大量图书、文献、古文书、民具等资料,三是调动大学各部门教员从事学艺员课程教育,特别是古文书及书籍的整理与修复、民具的测量与整理等技能训练科目的经验。
  “历民”设置的首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推进史学或民俗学在各自领域的发展,而是以独立研究科的形式,推进作为二者共同研究基础的“资料学”的建设。从1992年硕士课程设置申请书中,我们可以更为确切地了解其“资料学”的内涵。申请书首先指出近年兴起了反省既有史学偏重文献的潮流,以文献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具学等为首,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协作迅速发展。随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使这一动向具有真正的内容,首先需要对日本列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文献、民俗、民具、考古、绘画、建筑等各领域的资料,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揭示其各自的特质,确立资料评价的方法,以确保各学问领域的协作有着牢固的基础。综合各学问领域的资料学,正是可以回应这一需求的学问,看似舍近求远,实为关乎学问根本的正道。”
 
 
 续表
 
  “历民”1993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名额为10名,实际有12名入学。从具体的课程设置(表1)来看,虽然内部存在“文献史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两个系统,但与其他大学,如筑波大学那样虽然史学与民俗学在同一个大类中却分属两个专业不同,“历民”只设“历史民俗资料学”这一个专业,体现了虽然有历史或民俗入口的不同,但以“资料”统合二者的设计理念。
  入学后,学生以选定的讨论课为标准,其任课教师为指导教官,其所在系统(文献史料学或民俗民具资料学)为自己的专业系统。“文献史料学”这一名称,保留了史学中惯常的称呼,对象包括古代至近代的文书、记录、日记、账簿、统计等各种文献史料。而“民俗民具资料学”则包括民俗、民具、系谱、传承等文字及非文字资料。学生在两年的在学期间需修满34学分,其中除上述8学分的讨论课之外,在A类本系统科目中需至少选择2科目8学分的讲义课,在A类另一系统的科目中同样也需要至少选择2科目8学分的讲义,并在专业系统课之外的B类中也需要选择2科目8学分的课,同时按各自的专业系统完成C类实践课中2学分的学习任务。这一课程设置,可以说体现了培养综合型研究人才的目标:既具有扎实的史学或民俗学专业知识,又具有对多种资料形式及特点的基本了解,还具有比较意识和国际视野并在资料整理及保存方面掌握一定的实践技能。
  但进一步具体分析,从创立之初的课程设置来看,史学系统中设置古代及中世、近世、近代等3个领域,各有2门专业科目,较为完整地覆盖了日本史的各个时代。相比之下,民俗民具资料学系统仅开设4门专业科目,其中还有1门是文化人类学,系谱传承资料学特论也由史学家而非民俗学家的网野善彦教授担任,民俗学和民具学只各有1门课程,整体而言较为薄弱。这与“历民”开设的推动者网野善彦、山口彻、丹羽邦男等都是史学家,以及当时神奈川大学民俗学方面人才较为缺乏有关。
  但随后在增设博士课程的1995年,柳田国男之后日本民俗学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宫田登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调入神奈川大学,大大增强了民俗学方面的力量。1996年研究中国民俗学的广田律子加入,开设了比较民俗学特论。1998年网野退休,日本民俗学第二代的另一位领军人物福田亚细男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调入,“历民”一跃而成为日本民俗学教育及研究举足轻重的基地。2000年宫田病逝,长于民俗宗教学、比较民俗学、民具研究的佐野贤治从筑波大学调入,以后民俗学领域一直稳定保持着3到4名经验丰富、研究有成的重要学者的阵容。
  即使在加强了民俗学方面的力量之后,也坚持将文化人类学作为A类中与民俗、民具并列的科目,是课程设置中的一个特色。开设之初的小马彻,2002年加入的川田顺造,都以非洲为主要田野考察地,同时也在日本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研究对象上自民族与他民族、自文化与异文化之别,研究主体上自我内省与外在理解之异,关心层面上民族、国民国家与人类社会的不同,都是议论中较受关注的方面。然而,如果将视线转向以非文字为主的资料性质,以观察、访谈、亲历为主的资料获取路径,以比较、阐释为主的资料处理方式,以及与文字资料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来看,二者之间在“资料”层面的同质性则显而易见。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与眼光,深化对民俗学“资料”的理解与认识,是体现“历民”设置初衷的重要一环。
 
  二、网野善彦的“综合资料学”构想
 
  “历民”开设及初期发展的核心推动者,是著名的日本中世史家网野善彦(1928-2004)。
  财团法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于1949年10月接受日本水产厅的委托,在宇野修平领导下着手开展全国渔业及渔村史料的收集保存事业,因为当时事务所设在东京月岛,故也被称为“月岛分室”时代。1950年4月,从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毕业的网野就职于此,直到1955年事业结束,共调查了茨城、福井、和歌山、新潟、爱媛等6县超过100处渔村。在这一过程中,网野与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学家宫本常一、民具学开拓者河冈武春等交从甚密。月岛分室关闭后,网野先后在东京都立北园高中(1956-1967)、名古屋大学(1967-1980)任职。1979年以“常民研”时任理事长有贺喜左卫门的辞世为契机,神奈川大学就接管的意向与涩泽家达成了一致。1980年网野受邀成为神奈川大学短期大学部教授,1981年“常民研”移管后成为研究所所员,一面处理月岛分室时代民间借用资料的返还工作,一面开始了对爱媛县二神岛、石川县轮岛市时国家等的调查,并接连发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及论文。
  网野的研究因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被称为“网野史学”。他重视民间的文字资料,通过对资料的大量掌握和细读,以民俗学及人类学对日本村落、文化的理解为参照,在重视海洋的连接功能、强调非农业民的历史地位、关注日常生活、主张民族志式的史学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当时主流史学的学术风格,描绘出了与一般常识迥然不同的,以交易、网络、移动为特征的充满活力的古代、中世日本社会。这也使得他对“资料学”的意义,有着更为敏锐和深刻的认识。
  早在任教名古屋大学期间的20世纪70年代,网野就计划联合文学部、经济学部、法学部、教养学部,设立以“综合资料学研究科”为名的独立研究科,但未果。1980年调任神奈川大学后不久,在与丹羽邦男、山口彻的谈话中提及这一设想并得到他们的赞同。丹羽和山口二人是推动“常民研”神奈川大学移管的中心人物,山口从移管之初直至1994年一直担任“常民研”所长,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是“历民”得以设立的重要条件。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时机才最终成熟。
  前述“历民”相关申请书的基本内容,均来自网野。与他1991年的草案比较,申请书中比较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研究科的名称。网野草案中的名称是“综合资料学研究科”,而在1992年1月设立筹备委员会时,最终确定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从网野本人的志向而言,这一更名是一个妥协。可以想象的理由是来自大学内其他方面的意见,即“综合资料学”是远景目标,但在研究科的名称设定上,应该突出教育或研究的实际内容。申请书中“现阶段,以与被称为常民的一般民众相关的文献史料、民俗民具资料为中心,通过细致的学问研究及适当的教育指导,培养综合资料学领域的优秀学者”这一表述,也显示出“历史民俗资料学”绝非固定的领域,而只是迈向“综合资料学”的第一步。
  此外,草案中在“文献资料学”名下列举的古文书及古日记学、书志学、日本文化史等科目,在“民具民俗资料学”名下列举的绘画资料学、金石学、地名资料学、博物馆学、保存科学、艺能资料学、自然资料学,以及外国资料学中中国之外的朝鲜、西欧、南美等科目,都没有出现在现实的课程设置方案中。而在网野心目中属于史学与民俗学交汇之处,但在草案中置于文献资料学下的“系谱资料学”,由于民俗民具资料学方面课程较为薄弱,开设之初以“系谱及传承资料学”之名转到了民俗民具资料学之下。网野宏大的“综合资料学”的构想,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之下,不得不有所妥协。
  1996年2月,即将迎来退休的网野在“历民”的学术期刊《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创刊号发表了名为《围绕资料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
  “史料学”“资料学”作为学术概念在日本史学界受到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河音能平《历史科学运动与史料学的问题》为开端,石井进与户田芳实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别卷2中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石井认为探讨史料的收集、整理、分类的“史料学”,与对史料成立过程及性质进行甄别判断的“史料评价”,都是历史研究方法的核心。而户田认为史料学是广义历史科学的实证领域,是以文献、遗物、遗迹、民俗资料、历史风土等广义的“文化财=史料”为对象,按照其固有的性质、形态、功能,在与历史相关联的脉络中,展开的个别及综合的研究。
  网野在文章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史学的视野从政治、经济以及作为上层结构的思想、文化,转向生活的全体,广义历史学的基础资料不断扩大,文书、考古、民俗、民具等资料外,书籍、系谱、传承、文学作品、地名、绘图、绘画、建筑、石制品、金属制品、音声、音乐、艺能等多种多样的资料,都成为学问研究的正式对象。在主要依靠文字的传统史学中不见踪迹、甚至从未想象过的历史,也随之浮现于人们眼前。因此各类资料的性质、形态、功能,以及由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及怎样制作出来,又是如何流传至今的等资料形成及传承的过程,都应该成为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
  网野心目中“综合资料学”的实现,也许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几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过程:1.各研究领域对本领域中资料的形成、性质、形态、功能等进行具体的把握;2.相关学问领域之间,形成对于广义历史研究中资料的共同认识;3.在对资料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并积累可以成为共同研究基础的资料;4.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形成各学问领域各有专攻、但同时又可以相互对话的研究体系。
  反观前述的课程设置,A类中“文献史料学”“民俗民具资料学”两个系统内的各门课程,对应的是上面的1;A类中两个系统的讲义课程需相互选修,同时需选修B类课程,三者分量相当,对应的是上面的2;在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讨论课)中进一步加深体会,同时通过C类实践课获得必要的技能,则对应以上的3和4。
  网野最后也指出,在文献资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这两个专业系统之外,至少还应设置考古资料学专业系统,并加入绘画资料学、地名资料学等科目,以完成“综合资料学”的基本架构。可以看出,他对“历民”在实现“综合资料学”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将来的方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意见。
 
  三、资料学:民俗学与历史学之间
 
  如果说网野善彦的立场,是从历史学出发谋求与民俗学的对话。那么响应这一呼吁的宫田登、福田亚细男等民俗学方面的力量,其立场与认识又如何呢?在此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民俗学对资料的认识与立场。
  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在其理论著作《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中,对文字资料显示的态度略有不同。前者面向民俗学之外的对象,言辞激烈地指出文字资料存在的不足;后者则面对将成为民俗学未来核心力量的弟子们,指出了文献资料(分为“计划记录”和“偶然记录”)对民俗学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但二者都强调以知晓平民生活变迁为目的的民俗学应该以“新资料”,即“采集资料”为基础。
  但是,无论在理论性的著作或文章中,还是在对具体民俗的论述中,除了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资料的指示,深山海岛交通不便之地保留有较为古老的民俗这一判断,以及《采集手帖》中亲拟的100个调查项目之外,柳田对于资料如何采集,并没有太多的涉及;除了依靠文字之外的力量传承以及著名的三分类之外,对于获得的新资料的性质等,亦没有太多的详细论述;除了要广泛收集、进行比较与分类之外,对获得的新资料的利用,也没有太多的具体说明。
  最早对柳田指导下的民俗学提出的批评,来自史学。1949年古岛敏雄在《民俗学与历史学》中指出民俗学收集记录资料之时,并未关注与当地同一事象其他表现的关系,而传承者的记忆经过了合理化的整理,并非过去的事实。前者,涉及收集资料时的条件分析,较为容易通过明确意识而对应。但后者,涉及所谓民俗资料与史料根本性质的不同,需要在资料论的意义上讨论。
  而较早正面论述民俗资料意义的,是对民俗学有着较深造诣的农村社会学开拓者有贺喜左卫门。1953年他在《民俗资料的意义——调查资料论》一文中,批评民俗学一直以来只是杂然地机械收集所有生活事项,缺乏独自的资料认识作为指导。他将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按传承方式的不同分为记录资料、造型资料、行为语言感受资料三类,将第三类称为民俗资料。他认为要复原过去的生活,需要民俗资料与记录资料相互参证,并强调对于民俗资料来说,也应该像对记录资料那样进行严格的资料评价。
  这些涉及民俗资料与历史资料相互关系的批评意见,本来要求民俗学从自身立场提出与学问目的及性质相结合的资料论,但并未得到民俗学直接的回应,而是如同大月隆宽指出的那样,在史学的批评下,民俗学在强调研究目的时,从应与史学有更多对话的“常民的历史”转向了所谓的“民族性”。宫田登在围绕“常民”这一概念进行整理时指出,对“常民”的理解有着两种路径:一是作为文化概念,其方向是希望抽取出民俗文化的类型;另一种是作为实体概念,其领域是地域研究或是历史研究。而与之相应,民俗学也存在着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研究两种方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大学体制下增强了对民俗学理论思考的新生代民俗学者,对通过全国比较得出生活变迁的柳田的“重出立证法”“周圈论”有了明确的异议。进入70年代,伴随着历史学中地域研究的兴起,上述接受了严格史学训练,尤其是对近世文献有较为深入了解和掌握的民俗学者,对柳田以来的民俗学传统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此基础上,强调在特定地域各事象的有机关联之中理解民俗的功能及意义。被称为地域民俗学,或者个别研究法的研究新范式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主流,其倡导者是宫田登,而成果最大的是福田亚细男。同时,宫田也提倡超越一国框架,将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及朝鲜半岛作比较,以了解日本民俗文化的特性。宫田自己在此方面并未有更深的研究,“比较民俗学”这一方向主要由佐野贤治等继承,在东亚范围内展开。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比较民俗学和地域民俗学,分别对应着宫田提出的文化人类学及历史研究这两种方向。
  而偏向历史研究的这一方向,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在社会史、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影响下,与同时期对民俗及日常生活兴趣与日俱增的史学研究,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例如村落空间论、东西日本论等,都曾引起史学界与民俗学界的共同关注与相互讨论。而在资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1974年福田亚细男、宫田登编写了民俗学第一本调查指南《民俗调查手册》后,又在1975年参加了《民俗资料调查整理实务》的编写,而后者与《文献资料调查实务》《文献资料整理实务》《考古资料认识方法遗迹篇》《考古资料认识方法遗物篇》《民具资料调查整理实务》等一起,都是“地方史manual丛书”(共10册)中的一本。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地方史研究,使得各类资料的综合使用与融通成为急迫的需求,而前述河音、石井、户田等人的“史料学”讨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结果。民俗学领域虽然并未从理论角度对资料问题进行讨论,但《民俗调查手册》的出现,对获取及整理资料时的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做出了系统的说明,也介绍了文字文献学、金石学等相关知识。以宫田、福田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家,积极加入到与史学的讨论与合作中。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民俗学与史学的蜜月期,而90年代初出版的10卷本“日本历史民俗论集”,是其高峰期的一个象征。1992-1994年这一出版时间,以及主要编者中网野、宫田、福田的重要作用,都暗示着这套丛书与神奈川大学“历民”设置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丛书收录了方法论以及生产、生活、礼仪、信仰、宗教等各研究领域中史学与民俗学曾经有过对话或存在对话可能性的论文,整体而言与其说是成果的展示,不如说是对可能性的一种提示,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而“历民”的设置,可以说是从资料论上谋求历史学与民俗学能够超越地方史,向更广阔的历史研究携手并进的共同基础。
 
  四、非文字资料研究:迈向综合资料学的新尝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民俗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关注学问本身的政治性,脱离历史研究的倾向日益显著。另一方面,扩展了研究领域及资料范围的史学,也逐渐失去了与民俗学对话的热情。与“历民”设立时期的期待相反,二者的距离逐步拉大。
  在“历民”内部,虽然有着独立研究科这一性质带来的人事、经费、设施等各种困难,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创始者网野退休、宫田辞世之后,教员之间对于“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理解各有不同,更多呈现出各自摸索的状态。
  处于指导地位的福田亚细男,在2003年12月“历民”创设1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历史中的民俗、民俗中的历史”的讲演,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福田指出,历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历史主要依靠文字资料,以政治、经济为中心把握时代,关注时代的变化与构成,而广义的历史是综合民俗学、考古学等学术领域而描绘出的人类总体的历史。福田认为“历民”的任务并不是谋求史学与民俗学的综合、直接以广义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从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看,研究狭义历史的文献资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也是互相独立的,并未统合为一。各学问领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选择对象并使用资料,对资料的评价与利用方式自然也不同,无法简单相加构成广义的史学,进而描绘出广义的历史。通过狭义史学描绘出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学描绘出的历史图景之间的交错、磨合与对话,在试错过程中逐步去接近广义的历史,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福田本人有着正统的史学训练,同时也是兼具强烈理论意识和丰富研究经验的民俗学者,对于史学与民俗学间的距离与相互关系,有着较深的感悟与独自的立场。他的意见不同于网野当初希望通过史学与民俗学的融合促进“综合资料学”发展时的乐观,带有甚至让人觉得略显保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通过确立“资料学”来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这一思路的否定。情况恰恰相反。
  2003年起,以福田为项目负责人的日本文部省21世纪COE项目“为了研究人类文化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正式启动。项目认为在总体的人类文化中,以文字记录这一形式表现和传承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而文字以外的记录,如绘画、照片、录像等图像资料、环境及景观、嗅觉、味觉等感觉、身体动作等表现行为,其数量更为庞大。但由于传统研究对文字的偏重,使得这些资料未能受到重视,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将这些性质、形态各不相同的内容,从非文字这一视角予以资料化、体系化,能够与已经在资料化、体系化方面比较成熟的文字资料相互补充与印证,获得对人类文化总体的认识。
  由此可见,福田的路径,是暂时放弃在以文字为主要资料的狭义史学和以文字之外的资料为主的民俗学之间谋求融合,而是首先在“非文字”这一理念下,摸索综合同属于文字之外的各种资料的可能性。在关注资料这一基础,而最终目标是理解文化总体的意义上,这一项目可谓是网野开设”历民”时理念的正统继承者。但在对资料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对研究具体路径、步骤的设想上,可以说显示出朝向“综合资料学”的另一个思路。
  该项目聚焦于图像资料、身体动作、环境景观等三个领域,通过5年的研究,获得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在图像资料方面,无论是《日本常民生活绘引》的多语言版,还是日本近世、近代生活绘引以及东亚生活绘引的编撰,都统一在“绘引”这一方法下,探讨了其作为图像资料汇集及展示方法的意义,并检验了其在不同时代及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有效性。在日本文部省的最终评定中,该项目获得了较高的评价。项目结束后,由大学投入专门预算,在“常民研”下设立了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其常规研究和海外交流活动得以继续。“非文字资料”一词,也因为该项目及后续的研究活动,在日本乃至国际学界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项目虽然在利用各类资料得出具有开创性及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方面收获颇丰,但从资料学建设的角度来看,也存在诸多遗憾。如身体动作领域的三个子课题各自独立:其一由文化人类学者推进,对世界各地人们的身体动作进行调查和比较,是具有人类史规模的研究;其二由民俗学者负责,利用动作捕捉技术和统计学处理对艺能形式特点进行研究;其三由民具学者担纲,通过对民具的比较研究讨论古代史的复原问题。环境景观研究领域的三个子课题,以及其中第三子课题内的三个小课题,情况也类似。研究领域内部缺乏贯穿整体的论述,各领域之间也缺乏对话与呼应,课题之间缺乏资料学意义上的联系与探讨。这一状况反过来说明综合各学问领域的资料学建设,依然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2010年,“历民”大规模修订了教育课程设置,放弃了长期使用的“史料学”这一称呼,将专业系统的名称统一为“资料学”,并在“历史资料学”“民俗资料学”之外增设“非文字资料学”。以2017年度的硕士课程设置为例,A类中“历史资料学”包括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四个方面,“民俗资料学”分为民俗社会、民俗宗教、口承民俗、民俗技术、比较民俗等五个方面,“非文字资料学”包括艺术文化、文化遗产、景观、建筑文化、口述史等五个方面。B类包括书籍史料学、文书学、文化人类学、考古资料学、人文地理学、比较文化论、亚洲史、欧洲史、知识产权等相关课程。博物馆学相关科目单独设为C类,在国际理解名下开设英、中、日等语言课,设为D类。在原来整理和修复、测量的两门实习之外,增设历史和民俗两门调查实习课,补充了获取资料的技能培训,设为E类,并增加了必修的历史民俗资料学总论及论文演习。
  应该说改革后教学科目进一步充实,外在形式上也似乎更为齐整,从教育角度考虑,学生的选择也更丰富灵活。但就内在结构而言,当初“综合资料学”的志向反而模糊起来。网野构想中的“综合资料学”,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涵盖文献、民俗、考古三大类资料和众多相关辅助性资料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但2010年改革后的“历史资料”“民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其共同视野如果依然是“综合资料学”,那么这一资料学的目的及性质如何,“历史”“民俗”“非文字”三者从资料学角度而言其逻辑关系又是怎样,能否以及如何构成“综合资料学”的完整架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明确。
  2016年起,日本代表性的科研机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成立了“元(meta)资料学研究中心”,“综合资料学(integrated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research resources)创成”项目启动,开始了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基础的“综合资料学”的新的探索。而日本大学教育研究中最早立志于“综合资料学”建设的“历民”,不久也将步入而立之年。不仅仅是寻求形式上的规整、内容上的丰富,而是真正立足“资料学”的建设,总结经验及教训,继续“综合资料学”的艰苦探索,并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有着共同志向的机构遥相呼应,切磋碰撞,分工合作,继续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进步,绝不仅仅只是笔者的期待。与此同时,也有必要以日本的历史经验为借鉴,思考并推动中国民俗学的资料学建设,依托信息技术的进步,探讨并尝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跨学科的资料学基础,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取得新的发展。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0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梁春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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