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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创新与实践经验
  作者:周大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6-24 | 点击数:1166
 

   摘要:“概念”是对事物共同本质特征做出的抽象概括,它对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研究侧重对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进行客观描述,缺少对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和理论分析。不同的概念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与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也在对社会进一步地认识中推动了概念创新。在中国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学者不断探索西方概念本土化和中国经验概念化、国际化的路径,在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概括、归纳的过程中,也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范畴构建。一个好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对新的社会现象予以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引。概念研究从经验材料出发,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提升,最终应用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大众,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关键词:人类学;研究范畴;概念创新;实践经验

 
  一、研究范畴的重要性
 
  我在很小的范围内讲过“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在做研究时的一点体会。我在百度上搜索“概念”时查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人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把感性事物中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并加以概括,这是本我认识的一种表达。“概念”也表示我们在做研究时形成的惯性思维。我们做人类学的研究会有很多的田野经验和知识,怎样把我们在田野里看到的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很重要。我们过去在田野调查中多是强调感性的东西,我们重视民族志,重视客观描述,但很少强调这些经验材料的概括性问题。我认为比起社会学和经济学,人类学还不够重视概念研究,这也是我们学科的缺陷。我们没有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没有把客观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进行抽象概括。我们讲中国经验,那么中国的经验到底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提出一些概念和基本理论去回应的。我们现在给学生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课时讲到不同理论流派,没有一个理论流派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但我认为概念研究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还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概念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概念”所包围,如概念设计、概念车、概念股、概念书、概念图、概念手机等。这个时代的人们好像都喜欢玩概念,买卖东西是在玩概念,宣传心灵鸡汤也是在玩概念。我之前和一个心灵鸡汤公司的工作人员聊天,问他们和女孩聊感情、聊家庭、聊养生的收益如何,他说一个月可以赚一千多万,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个公司的运营方式很简单,情感咨询师只需要每天在微信上讲课,每次讲课大概十分钟,公司一个月就有一千多万的收入,女孩们每天晚上看的这些心灵鸡汤成就了很多企业家。由此可见,“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更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的现象,并将其以概念和理论的形式进行概括,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和对学术发展的关照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现在不缺乏生产能力,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说明不了什么,有些人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没有哪个概念能够被人记住。作为研究者,自己总结过什么样的概念,提出了哪些能让别人记住的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
  格尔兹有三个概念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第一个概念就是“深描”。“深描”指的是我们不仅要描述出自己感觉到或看到的东西,还要描述出我们看到的东西背后的意义。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到别人在眨眼睛,但是探究眨眼睛背后的含义才是深描。他提出的第二个概念是“地方性知识”。后来很多人写文章,也用到了这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则是“内卷化”。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做的研究,印度尼西亚70%的人都居住在爪哇岛上,而爪哇岛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不到20%,因此这里只能以一种相对来说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耕作和种植。格尔兹专门写了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后来我将这本书翻译成《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内卷化》,但因和出版社没谈好版权问题,所以还没出版。2014年,我在《世界民族》上也发表过一篇对“内卷化”进行知识系谱学梳理的文章。如今,内卷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黄宗智先生用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小农经济,刘世定、邱泽奇、郭继强等学者也都对其进行过讨论。
 
  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范畴构建
 
  中国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非常经典的概念。例如一提到费孝通先生,大家就会想到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民族走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一位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学术概念能够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接受,还被写进党章和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非常厉害的。此外,大家会围绕着前人提出的概念进行讨论,进而提出很多新的概念。有的学者对照“差序格局”提出过不同甚至相反的概念,还有的学者针对“熟人社会”提出过不同的概念。我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提到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农村是半熟人社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原子,没有整合起来,还有的学者认为因为农村大量的人外出打工了,所以这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我在梳理了“原子化”概念的理论脉络后,认为乡村“原子化”不足以概括乡村变迁,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乡村变迁的思路。我讲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若做学术研究没能提出一个概念,别人也记不住你写的文章。当我们要对文章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看前人做的研究,看看他们提出过哪些概念,并对其进行梳理。潘光旦先生一生写了很多书,我就记住了他提出的“位育”,这个概念强调要把人的生物性和人的文化性结合起来。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提出来的,但那个时候没有人重视这个概念。
  现在一提到“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时,大家都会立刻想到杨庆堃先生。他把中国宗教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种是制度性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制度性宗教。它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也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等就不好分类了。五四运动前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只有西方人才有宗教,他们只认可制度性宗教,不把中国民间信仰叫作宗教,但杨庆堃先生就说这一类应该称为“分散性宗教”,或者叫做“非制度性宗教”。我的学生凡是要研究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我就和他们说中国民间信仰的东西太复杂、太多变了,台湾仅关于民间信仰的文献目录就出了一本16开大厚本这么厚的目录索引,所以想做这个研究要有思想准备,首先要读非常多的文献,而且这还是截至当年他编目录时候的文献。我认为杨庆堃先生很有智慧,用一个“分散性宗教”的概念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描述和分类,这样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他的概念。
  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聘请周永明教授做长聘教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提出了“路学”。有一次我们开互联网的会议邀请他来,他说周老师你邀请我是对的,我写的第一本书探讨的就是电报对中国的影响。清末民初电报传入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没有电台和电视,更没有什么全国性的报纸,就只好用明码电报向全国通发信息。过去我们检索文章时会发现,只有工程和设计专业的研究人员做道路交通研究,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所以周永明教授就提出了“路学”,意思是把道路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研究它的社会性和流动性。我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道路”实际上可以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切入点。一般一条道路都是以两个地点合并命名的方式命名,例如京珠高速、广深高速、武广高速等。所以,周永明教授的路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也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发表过《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一文,准备以“道路研究的意义与途径”为题再发表一篇文章。
  我以前提出过“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我的学生根据这个概念写了一本书。2004年的时候“网络社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网络上的社区没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也没有稳定的人群居住,这和我们对传统社区的定义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用“虚拟社区”来概括这种现象。后来阿里巴巴提出了“智慧城市”,马化腾提出了“互联网+”,李克强总理接受了“互联网+”,但我发现市里的领导更愿意接受“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东西加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而“互联网+”是一种扩散性的概念,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加任何一个东西,这样就没有一个限定。比方说,现在发明了很多懒人神器,如懒人化妆神器、懒人瓜子神器、懒人炒菜机等。我看网上有一款折叠眼镜很受年轻人欢迎,实际上就是调整眼镜的角度去折射影像,这款神器是为了让那些辛苦上班的年轻人,下班后回家可以躺着看视频。
  我们以前经常提到“文化转型”,但有了“社会转型”这个概念以后人们就较少提“文化转型”了,但是我现在还在坚持用这个概念,我在期刊上发表过三篇关于文化转型的文章。除此之外,我最近也在讲“城市转型”这个概念。“城市转型”讲的是城市是如何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性城市进行转变的。中国从地域性城市走向移民性城市,其间,也伴随着城市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2017年我在《社会学评论》上也发表过一篇关于城市转型的文章,讲的就是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
  30年前,学者在描述乡村变化时也提出了很多概念,有学者叫“城乡协调发展”,费孝通先生叫“小城镇发展”,还有学者叫“人口转移”,等等。我当时就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乡村都市化”。这个概念有两个来源:第一,来源于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做研究时提出的“内卷化”概念。第二,来源也是在印度尼西亚做研究的地理学家麦基(T.G.McGee)提出的“Desakota”(1)这个概念。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存在劳动力密集型的问题,农闲的时候人们就到城里面去打工,农忙的时候人们就回来种地。他的这个概念是说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并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并进一步融合为特征的地域类型。这种情况和中国还是比较相似的,当时中国农村也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针对这种现象,我就用了“乡村都市化”这个概念。
 
  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畴的应用实践
 
  我做的关于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研究,最后探讨的是乡村未来发展要走乡村都市化的道路,其他老师对这个结论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做研究始终都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时,我也提出了一些概念,如打工经济、二元社区、散工等。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进行延伸并发表一系列论文。我和其他老师之前做过关于散工的一系列研究,也都出了一些成果。当时大部分人是做企业雇佣的农民工研究,没有人做非企业的保姆、搬运工、建筑工人等散工的研究。“二元社区”也是我提出来的概念,主要讲在发达地区外来人与本地人居住在同一个空间,但没有融合在对方的生活当中。我对“打工经济”概念的界定是:农民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而是以外出打工的收入为主。一个地区如果有30%的人出去打工,打工就成为了这个地区主要的经济来源。根据这个概念,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这些中部省份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可惜的是,当时我提出这个概念以后,我的学生们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做下去。一个好的概念一定要有人做下去,这样研究才具有传承性。我以前指导一位学生的时候,给他提出了一个“族群孤岛”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语言学。我认为语言学有语言孤岛,族群也是有孤岛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这个概念可以用来研究居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去研究移民与当地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或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
  另外,我要提一下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以前人类学专业的研究者都喜欢到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我就和一些老师做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当时还成立了一个都市人类学学会,我当过都市人类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当时提出了“新移民”的概念,讲的是如何把流动的人口变成真正的移民,而不是流而不迁。现在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从农村转移1亿人口到城镇,也就是要发展新型小城镇。但我一直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转移与现在的扶贫政策和乡村计划有一点脱节。太偏远的乡村没有必要村村通公路,把这些钱花在小城镇的建设上面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现在一直在跟腾讯公司合作,每年还给研究生发包一些课题,我很鼓励不同学校的学生来申请我们的课题。没有人知道互联网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现在通常会关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比如家长就很关心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大多数父母认为游戏中负面的东西较多,孩子又缺乏判断力,很容易走火入魔。老师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发现,学生沉溺游戏的话会影响他们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现在国家对互联网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我经常听到有学生抱怨校园网太慢了,所有的校园网都是从清华大学出来的,兜一圈以后要回到清华大学。之前我看过一份大数据调查报告,现在互联网企业都成立了研究院,如京东研究院、阿里巴巴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等。我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要与时俱进,对人类学研究者而言,人类学基本研究主题包括婚姻家庭、人际交往、社会结构等,互联网时代会对我们的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带来什么影响,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有人问我怎么总关心互联网研究,我说互联网跟我们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相关联的。
  另外,我还想谈谈族群研究。中国以前称“族群”为“民族”,但国外还是称作“族群”。后来我把这两个词做了一个界定,“民族”是个法律概念,必须经过一套法律程序的认定才能成为民族。“族群”只需要人们有自我认同意识,无论是排他还是内部认同,都可以成为一个族群。“民族”是一个政治或者法律的概念,“族群”则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的概念。“族群”一词刚引入中国的时候就遭到国家民委一批年龄较大的学者反对,他们说族群是族群,民族就是民族。后来云南大学有位老师申请了一个课题,研究的是夏威夷族群与族群关系。当时某老先生说不准用“族群”这个词。我当时也在场,就和这位老先生说,美国只有族群这个概念,他是研究夏威夷的,所以只能用这个概念,这样一说才把这个题目救下来。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族群”是个世界性的学术概念。实际上用这个概念研究中国也是可以的,但我会换一种表述方式。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才进入中国,那时我们系的访问教授顾定国先生在中山大学开的课就是族群研究。大家当时都以为他是中文讲得不好才把民族讲成族群,后来他就用英文把他要表达的概念写了出来,他写的是“Ethnic group”,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的“民族”也是翻译为“Ethnic”,没有用“Nationality”。中央民族大学原来是用“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现在改成了“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Nationality”是民族和国家的意思,两个意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指的是一个联合国大学。此外,有些民族还没有识别就不能称其为民族,尤其是贵州、云南有好多这样的族群,所以用“族群”来分析人群相对比较方便。
  我们看英文文献时就会发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关于族群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其实学术研究和时代脉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视族群研究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大量不同的人群聚集到城市里,居住在同一个空间,于是如何处理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顾定国先生的老师Adian Southall教授著有Urban Anthropology:Cross Cultural Studies of Urbanization一书,该书是第一本都市人类学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人群迁徙现象都可以用“族群”这个概念进行研究。中国现在是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性城市转变,所以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地域性城市”指的是过去的城市基本上以讲某一种方言的人群为主体,比如广州就讲广州话,上海就讲上海话,等等,现在不同的群体进入城市,城市不再以说某种方言的群体为主体。但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前广东电视台大概有一半节目是粤语,如南方电视台至少也有两个台是粤语。政府部门取消用粤语播出的电视电台节目,很多广州人就去游行,要求电视电台恢复粤语节目。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转型,中国城市里的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也变化非常快,这不是“民族”一词就可以概括的问题。例如,广州市除了有55个少数民族的人员,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有韩国人、日本人,还有非洲不同国家的人。我们之前做调查时得知广州有非洲26个国家的人,要知道非洲一共才五十几个国家。因此研究这样的群体就不能用“民族”这个概念了,不能叫尼日利亚族、突尼斯族、索马里族等,只能用“族群”这个概念去研究。
  此外,一位学者一辈子可能会做很多方面的研究。例如凌纯声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传播论,他认为太平洋的文化都是由中华文化传播过去。1985年,我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的文章,我提到要把民俗学分成正统民俗学派、历史学派和民间文学派这三个流派。当时我把杨成志先生划分在了正统民俗学派中,结果杨先生不干,他说“我的历史观很强,你应该把我放在历史学派里”。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一位学者所做的研究并不是说一个流派就可以概括的,但是不去概括的话文章又写不出来。
  一个好的概念无论对于做研究还是发表文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执行主编秦红増老师也提到过,一篇文章一定要有个好的概念,这样所有的编辑都愿意用你的文章,如果自己不会把文章包装一下,文章初审可能都通不过。有次我的一位博士投了一篇文章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他的文章题目是“国内外灾难研究综述”,我说这个题目不好,编辑肯定看都不看就扔一边去了,后来编辑一看到这个题目果然就没有再看了。我就帮他把这篇文章稍微改动了一下,从灾难研究的时代和流派切入,把题目概括了一下,文章就顺利投出去了。题目对于发表文章和申报课题都很重要,我们几乎都是按照这样的评审标准评阅文章。我一直告诫学生,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高度的概括。我们现在会觉得进化论、功能论、特殊论、结构论等理论非常经典,每届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从一开始学习这些概念和理论,但这也都是前人概括出来的。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梁春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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