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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信茹 王东林]微信对歌中的互动、交往与意义生成
——对石龙村微信山歌群的田野考察
  作者:孙信茹 王东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5-29 | 点击数:2381
 

摘  要:通过对白族微信对歌行为和实践的田野考察,展现白族对歌所经历的媒介化过程。研究聚焦白族对歌在微信这一新技术介入和影响之下所形成的新的制约逻辑,人们据此构成新的日常,创造出区别以往的文化规则,进而拓展、生成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对歌是人们将自己独有的文化、审美、经验注入新技术之中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方式。更重要的是,微信对歌不仅展现人们新的交往形式和意义,同时时,人们还运用微信打造了新的生活世界,继而形成个体新的规范和文化实践。

关键词:微信对歌;互动;交往;意义生产;文化实践


  “记得有一次,我在微信群里对歌到凌晨两点半,手机都没电了,我就插着(充电)线和他们唱。我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几个群对的,她们都对不过我,我一直和她们唱。越唱越精神越想唱!”

  这段田野笔记记录了白族村民姜大哥在微信群里对歌的日常情形。不过,这种“日常”,也是近年来手机和微信普及之后出现的新常态。在世代都有传唱白族调。传统的石龙村,村民们几乎“生下来就听白曲,就会唱白曲”。可即便如此,在前几年的调研中,我们也并非时时能够听到村民演唱白族调。2019年年初重返石龙村时,我们发现很多村民手机里多了“微信对歌群”这个新玩意。聊到对歌群的话题,村民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手机太卡了,只有删掉很多山歌群。”村中男女往往不满足在一个微信群里对歌,建群、对歌、听歌,忙得不亦乐乎。

  白族人演唱白族调,仿佛一夜之间从现实生活中搬到了微信里,而转移到微信的,不止是传统对歌在新技术平台中的延伸:村民们在微信里建群、对歌、发红包、聊天......他们在创造新的“游戏”规则;山歌群有欢聚、吵闹,有喜,有悲......他们在生成新的互动和交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转移到微信的,是不断被媒介化的传统白族调文化。经由这种媒介化的过程,“现代传播手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经验与意识的日常用语、兴趣与感觉的日常构成、人们通常对话着和所处社会关系的感知”2造出区别于以往的文化规则,进而拓展、生成新的社会交往方式。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要探讨的是,当媒介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文化场景中,成为“社会本身最重要的叙述者”3时,白族村落里源于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对歌活动,如何将技术编织进其文化的运行过程中,并一定程度上改造和重塑白族调新的文化表征和面貌。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窥见,新技术可能成为村民们关于白族调新的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来源,并进而成为影响人们新的交往互动的力量。

   媒介化过程中的白族对歌

  (一)日常:融入生活的白族调

  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世居有白、彝、傈僳三个少数民族,白族人口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4多年来,白族村民依旧保留传统的文化和娱乐方式,白族调、霸王鞭、本子曲、滇戏等长盛不衰。对村民而言,白族调更是生长在每个白族人的血液之中,上至八旬老者,下至稚齿幼童,几乎人人能唱,其中更不乏被官方认证的非遗传承人。5传统的乡村生活空间就是白族调生成和延续的天然场所,众多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演唱类型由此产生,如生产劳动、童谣、节令、时政等。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手里干着活儿,嘴巴却没有事情”的时候,便教孩子们唱上一两首白族调,于是,“和妈妈学唱白曲”成为许多村民的儿时记忆。白族调所有类型中最常见也被大家喜爱的就是情歌对唱。由于对唱多为男女搭配,当有长辈亲戚在场时,人们就唱关于国情、政策等“规规矩矩”的调子。到了晚上,人们“传情达意的最佳方式就是弹三弦唱白曲”。6

  日常生活里,村民们不仅对唱白族调乐此不疲,还沉醉于节庆活动中一展歌喉带来的喜悦,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更是当地人期盼和共同参与的“热点时刻”。每年农历7月,来自剑川、丽江、大理等地的白族人在石宝山相聚,向本主神祈福或到此求子,但大部分人则为歌台上的对歌比赛而来。年轻男女身着民族服装,用白语即兴对歌,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几个小时。当然,有歌者借歌声寻找伴侣。因此,石宝山歌会也被称为白族的“情人节”。

  传统社会里白族调根植于村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场景之中,人们面对面演唱,参与者在现场的身体和感官被全方位地调动,直接的人际交流方式影响了演唱过程中的每个人。人们在此情境下遵循的是共置相同时空,表情与语言的及时调整、互动等规则。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这里面对面的及时性语言,沟通、组织和规范了的白族调演唱的社会形式,形塑成传统生活里白族对歌的文化机制和互动模式。如果说,“社会互动由传播与行动构成”7,那么传播不仅只是人们交流方式影响了演唱过程中的每个人。人们在此情境下遵循的是共置相同时空,表情与语言的及时调整、互动等规则。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这里面对面的及时性语言,沟通、组织和规范了的白族调演唱的社会形式,形塑成传统生活里白族对歌的文化机制和互动模式。如果说“社会互动由传播与行动构成”7,那么传播不仅只是人们交流信息的过程,“也通过例如承诺、确认、拒绝、决定等相互影响,并进而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8。从面对面的亲身参与到歌唱技艺的传与学之中。于是,漫山遍野的白族调始终伴着四季节气的更替轮换,并与村民们“每日的忠于职守交织在一起”10。而到了石宝山歌会,人们从往日的庸常摆脱出来置身狂欢的情境,无论相识与否,都加入热络的交往之中,这种交往使得男女在持续的对唱中,通过互歌确立“相互表演理想的恋爱关系”11。当然,双方的传情达意并不只有同意,拒绝或是欲拒还迎的情绪也融入了对唱技巧中,于是,石宝山歌会建构着一种“半现实半游戏”12的交往方式。

  (二)“卷入:白族调的媒介化过程

  从地理区位上看,石龙村地处偏远,但并未远离大众媒介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80年代,一些头脑灵活且有一定经济收入的村民率先开始了新媒介之旅。买了村里第一台录音机的姜伍发时常从剑川县城购回白族传统本子曲的磁带,边听边学唱。每逢石宝山歌会他就用录音机把比赛中精彩的对唱录下来,茶余饭后跟着录音机反复唱。他的做法带动了不少人,那时,听着录音机学唱调子似乎是一种时尚。13.1987年,姜伍发换了一台双卡录音机,一到晚上,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便围聚他家,“一屋一屋的闲,听白族调”。20世纪90年代,录像机开始在石龙村流行起来,当地政府部门为了保护和延续传统白族文化,邀请一些民间艺人参与传统文化影像的录制。14随着村里的VCD播放机渐多起来,村民也从市场上购买对歌影碟,有些人甚至自己掏钱录制影碟并销售。

  由此,广泛的音像录制技术拓展出新的对歌场景,娱乐、用餐、结婚庆典、石宝山歌会中,人们都能看到播放着白族调的新技术。音像录制技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族调呈现的方式、场景和规则。录音机和录像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这部分村民不仅影响着人们在哪些地方聚集,还决定了人们收听或观看哪位歌手的表演,并控制参与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亲自参与白族调影像文化实践,并因此展开新的职业形式和社会交往。录制和售卖白族调音像制品的人往往就是白族调歌手,他们在当地白族社区游走,不仅演唱,更成为新的文化产品的销售者。而这些民间歌手合作录制、售卖白族调音像制品,使得他们因共同承担经济风险而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当然,因为合作人基本还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因此这种关联并不只局限于经济性的考量。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姜玉山每次录制光碟时,都得花很长时间练习且无更多报酬,但他认为“纯粹是帮朋友的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因白族调音像录制而产生的新的互动和交往既有“卖人情”的成分,更是传统村落社会的互动交往在新技术系统安排下的集中再现。

  当然,在音像录制技术所提供的那些新的选择中,村民多半还是在“用手头现有的工具修理东西”15。那时的石龙人,除了在田间地头或者类似石宝山歌会这样的场合面对面互歌,甚至还没有一种媒介技术能够激发普通的村民个体将白族调纳入其日常生活的核心,更不用说他们能够把某种技术产品融入对歌文化中,并创造出新的游戏规则和交往方式,直到微信对歌群的出现。

  这次重访石龙村,我们发现近两年,村里增加了三四十户安装wifi的人家。至今,全村近70%的村民拥有手机,而每户至少有一部手机,安装wifi的比例近50%。本村人通信开始选择使用微信语音或视频,就连村里的电子商务服务站通知村民取互联网购物品都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比起几年前初到石龙村的情况,手机、网络以及微信已经成了这里的“基础设施”。除快递包裹通知群外,石龙村村民有30%左右加入了各种微信群,如家族亲戚群、同学群、微商群、工作群、非遗传承群、党务村务群、微信对歌群等。在这些群中,加入微信对歌群的人数最多,比例大概在60%以上。

  事实上,近年来,尽管白族调在石龙村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但随着各类外界信息和新的娱乐方式的涌入,加之白族调存在的文化情境也发生了不少改变,原本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白族调,变得越来越难以听到了。但微信让对歌这种原本生长于日常生活,之后却远离惯常的娱乐方式,重新被植入了人们的日常之中。人们建立各类对歌群,使得更多的普通村民被卷入到微信对歌的行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微信群在对普通个体对歌的可能性设置限制的同时,也使得对歌活动本身产生了新的规则,例如村民因对歌时互不见面而发明新的应对策略,线上对歌产生新的社交圈子,甚至这些圈子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而形成新的交往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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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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