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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霞]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作者:张翠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2 | 点击数:2077
 

  摘要: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关键词:现代技术;民俗学;遗留物;日常生活;民俗志

  作者简介:张翠霞,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云南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白族民间信仰结社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J02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晚清,肇始于20世纪初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考察学科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民俗学对“德先生”(Democracy,民主)现代民主价值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始终一脉相承。从学科发生至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主要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及民间风俗等角度切入,不断赋予“民间”“民众”以应有地位;时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转换,民俗之“民”的主体地位被强调,并成为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近些年,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讨论中被凸显,并有可能成为今天我们“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总之,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发展的100多年里,研究者在学科“民主”价值取向上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相较之下,有关“赛先生”(Science,科学)现代科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如“德先生”那般受民俗学研究者青睐。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既指自然科学法则与科学精神,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民俗学对现代科学技术讨论与研究的匮乏,不仅在中国,甚或在国际民俗学界亦是如此。现代科学技术,这一伴随产业革命、科技革新产生的东西,一开始不曾进入以“文化遗留物”和“民间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的研究范畴,至今也与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民俗学“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研究格格不入。研究者大多对现实生活“技术世界中的民俗文化”或“民俗文化中的技术世界”这个实然存在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这显然与民众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图景不符。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必须直面现代生活,即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做一种纳入现代技术的民俗生活”*,才能剔除“历史之学”和“传统之学”之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下之学”和“现代之学”。

  一、现代科学技术:民俗学学科发展史的考察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其影响早已超越了科技领域,已然深刻而广泛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起作用。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开创了一个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机器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就世界范围来看,民俗学学科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英、法、德、美等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在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打击外族入侵和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国家随之诞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作为与这场社会变革相伴而生的民俗学,由于各国民间口传作品的大量搜集、出版,也开始了它的学科成长历程。”[注]简言之,现代科技革新和发展引发的科技革命,催生了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民俗学正是在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浪潮中得以发生发展。“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专制暴政和异族统治者的压迫,呼唤人的精神觉醒,强调建构民族意识,为实现民主和民族独立而努力;在方法上,从争取民族语言权力和民俗的搜集和研究入手,在建构民族意识中,希望将一个民族对自己语言和民俗的依赖代替统治者制造的所谓‘权威文化’,利用民族文化建构新的民族认同。”[注]尤其在欧洲的德国、法国等地,浪漫-民族主义带着怀旧情怀,试图到民众那里去寻找饱含真实情感的、自然的和可信的民俗,并把它当做文化根源[注],在此基础上建构民族文化传统,培育和重建民族精神。可以这么说,民俗学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皆与科技革命带来的民族主义时代潮流密切相关,科技引领的时代变革推动了人们对民俗传统的兴趣,从而催生了民俗学。

  就中国而言,现代民俗学的发生也与世界科技革命的影响辐射密不可分。第一、二次科技革命的推进,使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并积极扩大对世界市场的占有和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我国由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代民俗学就发端在这个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有识之士上下求索以救亡图存的时代。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严格来讲,中国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动荡。它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梁启超、严复、黄遵宪、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发现,民俗在保持和新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注]在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东渐”“实业救国”等促进科学技术革新以增强综合国力的救亡图存社会运动中,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文化自觉的产物,中国现代民俗学以“为民主、争自由”[注]为价值取向,在“民主”“科学”的呼声中兴起。“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北大肇始,以《歌谣》周刊为阵地,“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民族民间文艺和民间风俗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自我确认的工具,使得共同体实现自身文化的确认并有可能走向社会联合”[注]。

  以上对科学技术与民俗学学科发生学关系的追溯,试图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与民俗学从来就不是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现代科技,这一貌似与传统文化无关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在发生学上与民俗学有着基础性勾连;此后,在学科发展历程中,尤其在民俗学“遗留物”研究的时代,现代技术又一直作为支撑和维护学科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必要前提存在。“民俗学兴起于现代进化论主宰知识界的时代,也正是在进化论所产生的知识需求中得到发展的正当性和被承认的科学性,成为专业的学术事业。”[注]受进化论支配,早期的民俗学是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为界的,同官方的、正统的、现代的文化相对照,民俗是非官方的、传统的、现代工业文明之前的“文化残留”。1846年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J.Thoms)创造了“Folk-lore”一词来指称民俗学研究对象,“Folk”为“民众”,“Lore”为“知识”,直译便是“民众的知识”,我们将其译作“民俗学”。在汤姆斯看来,以“Folklore”代替“民间古俗”和“通俗文学”更为恰当,它应当包括古老年代的风俗、习惯、仪式、信仰、歌谣、寓言等等,民俗研究就是要抢救和研究这些在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古俗[注],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就立足于此。美国威廉·哈维兰(William Haviland)也曾这样描述民俗学,“民俗学一词产生于19世纪,指的是欧洲农民的口头故事、信仰和风俗习惯,与受过教育的贵族‘深奥’传统相对。后来民俗学(主要是民间传说)的研究才成为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但又独立于人类学之外的学科。”[注]我们看到,在“文化遗留物”研究时代,民俗学研究者将“现代技术”与“遗留物”対举,确立了他们在充斥着“现代技术”的国家和地区,如“博物馆般”记录和研究“遗留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以“现代技术”为区隔,将民俗学限定为“现代之前”和“现代之外”的学问。

  同世界各国走过的“遗留物”研究阶段一样,中国的现代民俗学也曾在现代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区隔中,界定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边界。早期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受“文化遗留物”观点影响,加上顾颉刚、江绍原等老一辈民俗学研究者的文史学科背景,使得他们开创的“历史民俗研究”长期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化遗留物”研究观点和取向为中国“博物馆式”的历史民俗研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而现代技术,这一现代工业社会才有的东西,则被视为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即“遗留物”研究范畴及边界的基础前提和反向参照物。可以这么说,凡是与现代科技相关的均不属于民俗学“遗留物”研究范畴,只有“现代之前”和“现代之外”之外的“农民”“乡民”和“先民”的“古风旧俗”才是民俗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我们看到,这种研究范式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历程中持续了很长时间,时至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恢复之时都不曾有大的改观。如高丙中教授所言,“中国的民俗学在35年前(1983年)开始重新恢复的时候,并不是直接从当时西方学术的新知起步的,而是沿袭了1918年到1957年之间形成的知识与方法,把民俗学界定为关于现代之前和现代之外的民间文学与民间风俗的学问,大概就是农耕文化、农民文化的学问,并且相关的资料是从书籍摘抄的,不是从现实社会中调查得来的。”[注]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才开始对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在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中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转换,开始转向当代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研究。此时,全球正经历着第三次革命科技并飞速进入“信息化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急剧社会文化变迁,使得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与“俗”,即“原有”“原生”的先民、农民、乡民及其“遗留”的“传统旧俗”快速萎缩和消失,中国民俗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民之不存,俗将焉附”?在激烈的“民”与“俗”之争中,民俗学以其学科反思和哲学思辨,回归现象学“日常生活”及“生活世界”本身,确定了民俗之“民”的主体地位。我们看到,1990年代之后转向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民俗学,实现了自身研究范式转换,学科研究充满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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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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