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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路径与方向:“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研究
  作者:林继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1-12 | 点击数:1001
 

摘要:“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着操不同语言、使用不同文字的民族,这种复杂性、繁复性构成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的多样性、交流性和融合性特征。民间文学在“丝绸之路”作用下形成的“道路”特质表现为文化共同体、历史发展和族群迁徙交互关系的彼此影响,充分表达了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包容、对话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生活观念和文化观念。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民族传统民间文学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因为“丝绸之路”连接着历史与今天,传统与现在,由此呈现出民间文学新特点。丝绸之路沿线成为跨越民族之间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成为多民族整体性、谱系性知识生产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新方向。“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研究需要关照多维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宏阔的历史语境,这些不仅是解开“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特性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丝绸之路;民间文学;新趋势;

作者简介:林继富,男,湖北麻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民族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叙事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丝绸之路”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分布在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地区的国际性交流通道。如果统计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覆盖的地理范围,将丝绸之路的“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加起来,它几乎包括中国的北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部地区,覆盖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本文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独立出来,意涵在“丝绸之路”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下研究的必要性。为了讨论的科学性,笔者在此将中国西北段的“丝绸之路”简称为“丝绸之路”,并着力讨论“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一、“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组成的文化共同体,是在不同民族民众生活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文化传统,其历史的久远性、文化的多样性、信仰的多元性以及基于生活基础上的交往互动、排斥共融等现象,构成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一)共同体作用下的民间文学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十分丰富,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具有非凡的民间文学创造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信仰的人,他们共同缔造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的多样性。“丝绸之路”是以中国向中亚、西亚地区和国家输出丝绸为主的商旅道路,但是,对于行走在漫长“丝绸之路”上的人来说,运输物资与文化活动是一体的。一些欧洲、中亚、西亚的商人往来于这条通道,他们常常携带金银、珠宝、药物、香料、奇禽异兽等来到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售,返程途中,又在中国不同地区购买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数千年来,“丝绸之路”上活动的是中国和国外的使者、朝贡者、商人、传教士等人群,他们与“丝绸之路”沿线民众相互往来,在朝拜、朝贡与商品交易结成伙伴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上的沟通、理解和融合,在彼此妥协中寻找利于生活的共同文化存在,从而形成了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共同体。

  “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的民众是“丝绸之路”的主人,他们不仅开辟了“丝绸之路”,守护着“丝绸之路”,而且“丝绸之路”商贸交易关系的对象就是生活在沿线的居民,他们也是“丝绸之路”上活跃的商旅,是“丝绸之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交往关系,他们围绕“丝绸之路”构建的文化共同特质成为生活共同体连接的纽带与基础。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交易的道路,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道路。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多元文化在这条道路上碰撞交流,张骞出使西域走过的道路被认为联结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形成、发展的交汇之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接受、融合与拒斥形成的共同性,推动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间的互相理解和彼此欣赏。

  “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恶劣,戈壁大山多,干燥少雨,地表分布着粗砂、砾石和稀疏杂草。在这种条件下,民众主要从事畜牧生产,兼有狩猎业、农业和手工业及商业,在长期以畜牧业为主的多种生活方式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地理在不断发生变化。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丝绸之路”的疆土已延伸并影响到阿尔泰山、天山、喀喇昆仑山的绝大部分地区,这些山脉与河流构成了共同的文化生态,成为文化生长和发展的温床,成为传统文化共同性的基础,成为民间文学传承、传播的土壤。共同的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培育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比如,在“丝绸之路”沿线流传着大量英雄故事、英雄史诗和英雄叙事诗,流传着大量重友情、重诚信的伦理道德故事等。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的民族与中央政府建立了紧密关系,就是现今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不同朝代政策的影响。比如,隋唐时期,我国边疆实施的羁縻政策不仅使生活在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深受影响,而且远至波斯、安息诸国也是羁縻政策时期的“臣服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之间有效关系的建立,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在遵循共同性政策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强化了我国西北民族文化与中亚、西亚地区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联系,推进了“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诸民族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

  金辽元时期,中国国土面积横跨亚欧大陆,覆盖中亚、西亚和东亚地区,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人员往来,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构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明清时期,中国领土北达巴尔喀什湖,西越里海等地,形成了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生活交往区域、文化往来区域。于是,“丝绸之路”沿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民族与中亚、西亚的不同民族之间无论在语言、信仰、文化上,还是心理上,均形成了许多共同性的基础,增强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着许多民族,就西北段而言,就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满族、俄罗斯族、裕固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藏族等20多个民族,他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生活在我国新疆的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也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并且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民族成分。这些民族具有跨越国境的特点,在民间文学上拥有许多共同的题材和主题,诸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在吉尔吉斯斯坦有流传,维吾尔族的阿凡提故事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均有流传。这些经典的民间文学并不因为国界而阻隔了它们的传承。

  因为“丝绸之路”,因为经济商贸关系,形成了文化上的往来关系,“丝绸之路”作为文化共同体,许多文化在这里交流和融合。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曾说:“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中去,这是值得钦佩的。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另有独特之处:宇宙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1)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2)“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由于“丝绸之路”的特殊作用,形成了以“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为核心的民间文学具有的特殊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和道德关怀。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的共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特殊作用。可以说,“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基础上的特殊性是他们共同创造、共同传承,并且从未中断其发展,这些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往远方的道路,不仅是人员往来的道路,笔者更愿意将它看作是在文化共同体作用下不断生长、不断融合、交流互鉴的道路。“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既是民间文学产生、发展的土壤,也是“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共同性的根基。当然,将“丝绸之路”作为文化共同体并没有否认“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差异性。可以说,在“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作用下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众的特殊性,由此导致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丝绸之路”共同体既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共同体。

  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繁衍生息着许多古代跨境的民族,诸如氐、羌、乌孙、匈奴、肃慎、契丹、回鹘、突厥、党项、吐蕃等,这些民族与汉族一起创造、传承了中华多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创造、传承了丰富多样的跨民族语言文字与文学,创造、传承了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所以,如何开展“丝绸之路”共同体作用下沿线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将是未来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是多民族、多地域民众共享的文化生活,他们在生活中、信仰上的频繁交流,形成了民间文学的共同性,也因为历史传统、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构成了民间文学的差异性。因此,“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上拥有更多的着力点。

  (二)历史作用下的民间文学

  “丝绸之路”上生活着许多民族,他们既有和谐相处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战争和人口迁徙活动,在这条道路上政权更替,商旅往来频繁发生,使我们对“丝绸之路”历史的全面研究变得极为困难。于格说:“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历史。”(3)但是,笔者更愿意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一部人与人交流和理解的历史。

  大约3000年前,西域诸国的马匹和战车就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的丝绸和瓷器也传播到西域诸国,在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西域和中国境内的商人、传教士、朝贡者克服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的种种障碍,经历了多年的艰难险阻,开辟了一条连接西域与中原的道路。在这些人员中,生活在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民众就是重要成员,他们日夜兼程,艰苦跋涉,民间文学成为他们的生活伴侣,也是他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内容。

  《山海经》中记录的昆仑、黑水、玉山、积石山等均在“丝绸之路”上。以“昆仑”为例,《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张守第正义:“《括地志》云:‘昆仑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十六国春秋》后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及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为此山。’有石室、王母室、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尽管战国时期“丝绸之路”还未开通,但是,这些山水组成的道路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势必影响“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及其文化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纷繁,但是对外的交通并未中断,“丝绸之路”沿线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也很频繁。北魏迁都洛阳后,北魏政权在洛阳设立“慕义里”,供西域商人经商。《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生动描写:“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1)此时,中原民众穿胡服、住胡帐、睡胡床、学胡坐、吃胡饭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在达官贵人中较为盛行。也就是从魏晋开始,大量西域胡人识宝传说广为流传,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高潮。可以说,“丝绸之路”正是这类传说从西域流传到中原,中原人认识西域人的桥梁,也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经营,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确保“丝绸之路”沿线民众生活安定,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使节往来,有域外留学生学习,有商人贸易交换,有宗教信徒传教布道,文学艺术的交流亦频繁多样,“丝绸之路”经济、“丝绸之路”文化更加繁荣,“丝绸之路”越走越通畅。在这些交流中,民间文学成为重要的内容在各类生活及场景中被讲述,并且成为建立“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交往关系的重要方式。隋唐以来,西域战事不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丝绸之路”上的多种交流,尤其是唐朝后期,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直接管理,“丝绸之路”时断时续,然而,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没有断绝,民间文学传承、传播、交流没有中断。

  元代,由于中亚、西亚等地民族不断强大,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之后,严重阻塞了中国到中亚、欧洲的贸易线路,民间文学的交流也就不可能顺畅。但是,此时有不少文人以“丝绸之路”为主题撰写了许多作品,如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刘祁的《北使记》、刘郁的《西使记》。

  明代“丝绸之路”主要是明朝政府派出陈诚等人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的诸藩建立了紧密联系。同时,明朝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之间形成了朝贡、回赐关系。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有290人,贡马3500百多匹,以及貂皮、硇砂等物,明朝政府回赐的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与西域之间的生活往来和文化往来。陈诚在《西域行程记》中记录了他4次远使西域,3次到达撒马儿罕及哈烈一带的经历。该书即作于永乐十二年他出使哈烈的途中,详细记载了他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行程及沿途的地理、气候、风俗、民情等。(2)

  《明仁宗实录》记载: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朝贡、回赐活动因为“丝绸之路”变得通畅起来,强化了明朝政府与西域诸藩、诸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形成了民间文学发生、传承和流动的特殊性。

  清代,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主要是西北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导致“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比如,甘肃曾发生多次回民反清斗争,清朝政府多次派兵镇压,甘肃段“丝绸之路”没有先前畅通,“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大大减少。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管理,康熙率清军在乌兰布打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平息了战乱,控制了天山南北。18世纪中期,乾隆派兵镇压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新疆地区。这些表明,我国“丝绸之路”西北段沿线在清代并不安定,时而战乱,时而太平,因而,商旅往来、文化流动受到阻碍,但是,民间的文化往来仍在“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中发生、发展。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则进入繁盛时期。中国民众走向西方就不仅仅依赖于西北段的“丝绸之路”了,以“丝绸之路”为交流通道的民间文学的传承、传播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态势。

  从历史高度将“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进行讨论,应该建立在综合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发生、传承和发展不仅要对该时间段与民间生活、文化、信仰有关的活动进行综合讨论,而且要将该时间段的民间文学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系统分析,以此认识该时间段民间文学在“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发展史,乃至“丝绸之路”文化史、各民族民众生活史上的特殊功能和价值,由此出发探索“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诸多民族民间文学之间互渗互融的规律。

  (三)族群迁徙记忆作用下的民间文学

  我国“丝绸之路”西北段沿线许多民族都是从中亚或北方蒙古草原等地迁徙而来,对于迁徙的历史,他们都有深刻的记忆,他们不仅将其作为族源历史来讲唱,而且将其作为信仰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因此,对于“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的研究,以族群迁徙记忆为讨论的维度是民间文学理论创新的路径。

  对于早期人类来说,迁徙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地移向远方,他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其实不知道远方的家在哪里,他们在充满未知和坎坷的道路上寻找新的“家园”,他们的迁徙往往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有的民族迁徙甚至经历了上千年。迁徙途中的种种困难,以及难舍的情感深深刻烙在移民的心里,他们一边走,一边讲唱迁徙生活中的事物、人物,讲唱迁徙生活中的各种经历,从而构建了民间文学丰富的迁徙记忆内容。

  早在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置管理机构之前,西域地区就分布着羌、塞种、月氏、乌孙、伊兰等诸多族群。翦伯赞曾对羌人迁徙有过论述:“在史前时代,诸羌之族,已由凉州再向西徙,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内……羌族西徙,已由塔里木盆地西逾帕米尔高原,远至于中亚。……诸羌之族,遂布满帕米尔高原西南山谷之间,以及印度之西北。”(1)《汉书·西域传》称:“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2)羌人虽然以畜牧、游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但是,羌人是西域分布最广的族群,在汉代以前,羌人已经大部分向东南迁徙,留下来的羌人则逐渐融入其他族群里去了。

  塞种曾经是“丝绸之路”沿线活跃的族群。《汉书·西域传》记载:“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3)塞种原本为印欧语系中的白种人,大约在史前期就迁徙到伊犁河、楚河流域生活,并控制该区域,成为塞地。大约在公元前177年大月氏向西迁徙,迁徙途中占领了塞地,塞种人被迫向西南迁到帕米尔一带。塞种人先后建立了尉头国(塞王国)、疏勒国、于阗国、大宛、大夏、康居、奄蔡、罽宾等国。塞种人是西域的主要民族,一度辉煌,却在汉代以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月氏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有很久的历史。《汉书·西域传》称: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4)。《魏书·西域传》称:“月氏原出塞北,自金山而南。”(5)这些史料记载说明“月氏”原来居住在塞北,后来经过阿尔泰山南迁到河西地区,居住在“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74年,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不得不迁徙到伊犁河(塞地)。公元前161年,匈奴、乌孙再次攻击月氏,他们则迁离伊犁河,“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6)。尽管月氏多次因生活逼迫迁徙,但始终是沿着“丝绸之路”迁徙。

  乌孙曾与月氏为邻。《汉书·张骞传》记载:“乌孙本与月氏具在祁连、敦煌。”这就是说,乌孙与月氏早年居住在河西走廊上,乌孙击败月氏,长期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汉代以后,乌孙渐渐融入哈萨克族中,生活在新疆北部草原。

  如果说“丝绸之路”沿线诸多古代族群在不断迁徙中融合,形成了融合性的文化现象,那么,当代仍然活跃在中国“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则深深记忆着祖先迁徙的道路。撒拉族是古代西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的后裔。“撒鲁尔”意为“到处挥动剑和锤矛者”,他们在唐代居住在中国境内,后西迁至中亚。元代取道撒马尔罕,又返回中国西宁地区定居。撒拉族传说祖先尕勒莽与国王有隙,遂率部众,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水、土和《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迁徙到循化定居,后来吸收循化的藏、回、汉等民族,逐渐形成撒拉族。

  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因为多种原因迁徙,因为多种原因在迁徙中融合,寻找适宜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历史上的土族有多种自称,互助、大通、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蒙古尔”,即蒙古人;民和县的土族自称“土昆”,即“土人”,为“吐浑”的音转;乐都县的土族自称“大夏人”,即西夏人;生活在藏族地区的土族自称为“霍尔”等。也就是说,土族文化以土族传统为根本,融合了蒙古族、藏族、汉族、回族等不同民族传统,由此也构建了土族多元、多层次的民间文学传统。

  “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尽管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但是,许多民族共同杂居在一起,表现出多民族民俗传统共同性的特征,因而有着明显的融合性。裕固族东迁之后,部分族众与藏族处在共同地域,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族英雄格萨尔及其史诗讲唱等民间文学也传入裕固族地区,并且进行了适合于裕固族口头讲唱传统的改编。裕固族生活在甘青河西走廊的核心地区,公元1226年蒙古族将领速不台帅兵至今甘青新交界处,攻下了撒里畏吾儿。史载:“帝(成吉思汗)欲征河西,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恐父母思之,遣令归省。速不台奏,愿从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年(1226年),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牝马五千匹,悉献于朝。丁亥,闻太祖崩,乃还。”(1)这是蒙古军队攻占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吾诸部的明确记载,撒里畏吾开始接受蒙古族统治,蒙古族文化影响裕固族先民的生活传统也就可想而知了。

  族群迁徙记忆主要以早期先祖生活为核心,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开了祖居地,踏上了迁往异地生活的旅程。他们一路走,一路选择,从祖居地到定居地之间就有相当多的临时性居住地,每一个地方都会产生相应的文化,留下相应的记忆,这些文化记忆外化在民间口头讲唱、民间祭祀仪式之中。

  “丝绸之路”沿线生活的许多民族早期没有文献记录,他们大多以民间文学记录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对民间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理解,需要对民间文学与相关文献记录、碑刻以及生活习俗进行比照,进而建构出民族迁徙的时间和路线图。同时,中国“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迁徙并非单一,而是与其他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在迁徙过程中,他们创造和传承了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学。可以说,“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民间文学是当地民众讲唱的民间文学与外来诸多民族民间文学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民众相互理解、相互协助的生活记录。

  “丝绸之路”是一条人与人交往的道路,是不同民族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踩踏出来的,它承载了各民族民众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主要人物是以货物交换、商业往来为中心,出现了迁徙异地生活的居民,从中国到中亚,到欧洲,其艰辛可想而知。各民族民众的生活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是他们度过艰难岁月的史料,也是他们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智慧创造。他们以各种手法吸收各类文化,通过民间文学的口头讲唱滋养身心、维系民族团结。所以,从族群迁徙角度讨论“丝绸之路”沿线民间文学发生、发展及其关系将是未来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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