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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研究老百姓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画报是个很好的入口
  作者:记者 徐学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1-09 | 点击数:580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作者:陈平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

      1895年8月29日的《申报》上,刊出了社论《论画报可以启蒙》,论述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新兴事物——画报之于启迪民智的功用,称启蒙“当以画报为急务”,“绘画之妙”乃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中国识字者少,不识字者多,安能人人尽阅报章,亦何能人人尽知报中之事?于是创设画报,月出数册”。   画报的创办者多为有情怀的画家和文化商人,也有少数革命派人士,无论其身份地位和政治立场如何,皆在创刊时强调画报以知识水平有限的平民阶层为拟想读者。在实际的操办过程中,也颇注重知识性和娱乐性,紧贴时事热点与社会新知。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其新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的研究,晚清画报所涉题材涵盖战争风云、中外交涉、船坚炮利、声光化电、新旧学堂、租界印象、华洋杂处、文化娱乐、海外游历等领域,具有新闻、启蒙、娱乐和审美之功效。

  在陈平原看来,研究晚清画报不仅是以图证史,其中蕴含的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图像与文字的互动,西学东渐的步伐,东方情调的新变,平民趣味的呈现等,同样值得重视。画报是进入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效且有趣的切口,那些生动谐趣的图画为历史留下的记录,是文字难以替代的。

  画报的第一性是新闻性

  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画报的不同风格

  新京报:《点石斋画报》的创办人、英国文化商人美查当时惊讶于“中国之报纸已盛行,而画报则独缺”,认为中国人重文字而轻图像,而中国自古有“左图右史”的传统,这种传统与画报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怎样的?

  陈平原:从形式上,中国传统的图文书(左图右史)与画报的最大差别,是前者先有文字再配图,图是为文字做注解;而后者是以图像为主,文字为图像做注解。从内容上看,画报是一种报纸,从属于新闻业,主要着眼于时事,它面对新出现的社会事件来叙述、介绍和阐发,而此前的图文书跟新闻没有关系。

  画报的第一性是新闻性,这也是为何北京、广州等地的画报,很多都选择以“时事”来命名。我视《点石斋画报》为晚清的第一份画报,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而此前的《小孩画报》《寰瀛画报》《画图新报》都不符合。

                《西乐迎神》(《点石斋画报》)

  新京报:能不能说晚清画报其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美查引进的欧洲画报传统,另一个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图文书?这两种传统在晚清画报上是如何融合的?

  陈平原:晚清画报观念上的起源,当然是受西方画报的影响,我们能看到《点石斋画报》与西方画报的对话关系,《寰瀛画报》的内容甚至直接从西方译介过来。但是,晚清的第二代画报就不见得与西方画报还有联系,它们很可能是从《点石斋画报》获得灵感,在制作过程中也都是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虽然,也能看到某些西方绘画技术的渗透,但更多的仍是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术和风格。虽然从清代开始,中国绘画已经逐渐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但这种渗透过程是不知不觉的,不是直接的。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统计,晚清画报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四座大城市,它们各自呈现怎样的地域特征?

  陈平原:从经营方式上,上海的画报大多是作为大报的赠品,用来促进大报销售,所以,发行比较容易。而北京的画报大多是小作坊性质,发行困难,因此存世时间较短。这跟城市的商业氛围、文化环境有关,在晚清,上海和广州的商业水平都比北京要高,上海、广州的广告做得都很巧妙,而北京的广告大多是赤裸裸的“硬广”,相对而言销售范围较小。

  从内容上看,广州的画报内容最为激进,有几种原因:一是远离帝京,“山高皇帝远”,清廷管理起来比较困难;二是和创办者本身的政治立场有关,广州画报的创办人很多都是同盟会成员,像高剑父、潘达微都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政治上比较激进,比如,《平民画报》在辛亥革命前两个月就刊登表彰黄花岗起义的图像,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三是有香港的“退路”,《时事画报》有段时间被查禁,他们就撤到香港继续办,清廷就管不着了。相对来说,北京的画报最为保守,《启蒙画报》等好几个画报都盖着“两宫御览”的印章,是要送进皇宫的,不可能有特别激进的内容。而最具国际性视野的是上海,因为上海的现代化程度高,城市规模大,而且早期画报与欧美画报有关。

  北京画报的特点是只讲周边社会新闻,虽然保守,但好处是保留了很多史料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百姓的风俗民情。不过,在1910年以后,整个清廷的权威在瓦解,北京画报的风格也有大的变化。武昌起义以后,画报一开始称起义者为“匪”,后来改称“叛军”,再后来改称“南军”,从称谓就能看出政治立场的变化。

  天津因为跟北京很近,两地人员和媒体流动便捷,所以风格与北京也比较接近,但总体而言,天津没有特别好的画报。

以妇孺皆能读懂为初衷 

画报的底层关怀和市场需求

  新京报:除了我们知道的《点石斋画报》由《申报》创办,《时事画报》有同盟会支持以外,其他画报的创办者一般是什么人和机构?

  陈平原:有的画报背靠一个报纸或出版集团,比如《图画日报》背靠上海环球社,《时事报馆戊申全年画报》《民呼日报画报》《时报附刊之画报》等是随报附赠的画刊,凡是背靠一个大的集团,它的编辑、发行和日后的保存会相对有保障;有的画报有党派力量的支持,如《时事画报》;而更多的则是靠画家、报人和商人的热情。比如,北京的报人彭翼仲同时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后两者非画报),其中《中华报》面向读书人,用文言文写作;《京话日报》面向普通读者,用白话文写作;《启蒙画报》则面向妇女、儿童,可以作为儿童的教学参考资料。彭翼仲停办的第一份报纸是《启蒙画报》,但是真正在未来拥有持久影响力的也是它,像梁漱溟、郭沫若等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启蒙画报》,很多人时隔多年后仍然会把它保存下来装订成册,给孩子们继续学习。

《上海娘子军》(《浅说画报》)

  不过,大部分画报背后的出资人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很难查到资料。一般而言,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的资料保存相对齐整,而晚清大多数报纸的内部资料大都散佚了,当事人不太关注这一类档案。包括《点石斋画报》,其财务年报、印刷数量、销售状态等资料都找不到,这样一来,它停办的真正原因至今也弄不清楚。所幸,《点石斋画报》的大部分画稿留存下来,保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别的画报更是找不到相关档案。所以,今天的研究者很难做出精细的文学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的考辨。

  新京报:画报的拟想读者是不识字的群体,让妇孺皆能读懂,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有别于纯知识分子读物,画报从设计之初就有底层关怀,画报对底层群体的启蒙作用是否比其他报刊更大?

  陈平原:画报的设计初衷是面向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比较低的群体,包括不太识字的妇孺,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完全如此,单靠这些人是没办法真正支撑的。实际传播效果是,知识水平不低的人也会阅读和传诵,这就形成溢出效应,超出办报人原来的设想。比如说,有些东西在上海是常识,到了北京就很可能是新奇,到了西安就可能变成完全陌生的新知,所以,在信息传递链上,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也正因为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所以百余年后回头来看,画报保留了更多的社会生活细节。“自由”、“民主”、“科学”等大口号很容易陈陈相因,但画报留存下来的细节,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方方面面。

  画报的受众面很难估算,只能根据只言片语来推测,而这往往是不太可靠。有时候报社为了向民众宣传,会夸大其词,你找不到真正经得起推敲的数据,只能借助若干普通受众的反馈。能看到的,只有一些作家的回忆,比如鲁迅、包天笑、梁漱溟等人都对画报情有独钟,并深受其影响。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电子检索来找到一些发行情况,但即便如此,我估计也不会太完整。

《兴办铁路》(《点石斋画报》)

  新京报:除了《点石斋画报》《时事画报》等少数刊物外,大部分的画报存活时间都很短,能超过两年的刊物都很少,为什么会这样?

  陈平原:做媒体要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长久,但实际上要想“双丰收”是很困难的,晚清真正盈利的画报极少。之所以旋起旋落,不能说经营者没有讨好观众的愿望,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招揽读者,但是,整个商业环境和读者市场还没有培育起来。办画报者大多是有情怀的人,他们希望能启发民众、传递知识、改造国家,像《图画日报》所说,办报是“为增长国民智识,并无贸利之心”,但是光有热忱不行,必须考虑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些犹豫,徘徊于启蒙、娱乐与审美之间,生产的内容向下层贴合,会用妓女、女学生、奇闻、果报作为卖点,但即便如此,没有特别低俗的内容。比如,《醒世画报》一幅名为《文明妓女》的画,画的是一名正在读报的妓女,但图中文字写道,该妓女“并无一点青楼的积习,而且甚开通,所有北京报纸,无不阅看,所交之客,亦系端品之人,看起来文明人无处不有”。褒扬妓女喜欢读报,将读报作为“文明人”的标志,这或许是一种营销手段,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

  晚清画报中的战争叙事,以及时事新知、飞车想象、新闻与古事、科技与民俗、儿童与女学、帝京与风景、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等,大多坚持启蒙、开通、正俗或醒世的立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妇孺的关注,他们认为妇孺也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会考虑这一群体的接受能力、趣味和视野。

低调温和的启蒙姿态 

传新知、启民智的“二传手”

  新京报:你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提出“低调启蒙”的概念,它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高调启蒙”区别何在?

  陈平原:晚清人眼中的“启蒙”,并没有康德《何谓启蒙》或福柯《什么是启蒙》说的那么复杂,仅仅是引进西学、开启民智、传播新知识、走进新时代。相对于在东京放言高论的《新民丛报》《民报》,或者国内叱咤风云的《申报》《东方杂志》,晚清画报大都更为浅俗、平实与低调。这牵涉到媒介特征、读者定位,以及作者的能力及趣味。

  画报的主要目的是讲述时事与介绍新知,需要大量生产,比如《点石斋画报》共发行528期,4666幅图;《图画日报》共刊出404期,每期12页;《时事画报》与《浅说画报》也都是卷帙浩繁,不可能精雕细刻。即便是名画家,也经不起如此日复一日的赶工。对于画报作者来说,既要配合新闻事件,又得适合市场需求,不可能有太多的“革命意识”或“家国情怀”。在传播新知和开启民智方面,画报所扮演的角色是“二传手”,不及政治书刊激进,也不及文化杂志深沉,甚至与日报的极力趋新也不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的拟想读者决定的。

  从政治上看,除广州的《时事画报》外,晚清画报全都太过温和,很少留下值得追怀的慷慨悲歌。这些平实且世俗的画家们,不怎么强调“文以载道”,而是兼具新旧与雅俗,突出可视性与趣味性。在近代中国知识更新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画报不曾“独唱”或“领唱”,而是积极配合演出。对社会政治的批判色彩和尖锐程度,画报也不及日报,因触犯政治被整治的也多是日报。画报更多的是体现中间立场,关注都市风情、市民趣味与平常时光。

《气球破敌》(《点石斋画报》)

《庚子国耻纪念画》(《图画日报》)

  新京报:对这两种不同的启蒙,学术界的关注度是否也迥然有别?

  陈平原:过去,学界对于晚清以降的思想学术,会比较关注高调启蒙,比如说国家、政体、精神、哲学,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一门显学,可是社会底层群体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变更过程,较少被关注到。

  从某种意义而言,高调启蒙是读书人自己给自己启蒙,他们讨论的是宏观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道德、伦理等议题,而低调启蒙则是借助时事和新知来教化民众,像晚清的百科辞典、课本、画报等都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过去,对于知识分子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多,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因而,研究重点从宫廷政治和意见领袖转向对中下层民众,开始关注社会日常,妇女和儿童,以及晚清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而画报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点石斋

  新京报:在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晋察冀画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画报,是重要的宣传形态,如何看待其功用和特点?

  陈平原:1913年以后,照相机逐渐取代画笔,1926年出现了以照片为主的《北洋画报》(天津)和《良友》(上海),这种传统延续到解放区时期的《晋察冀画报》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画报,它们的最大特点是以照片为主,同样是一种图像叙事。

  多年来,《人民画报》的对外宣传和对内介绍,其实也是新闻史和摄影史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我小时候喜欢读《人民画报》,上面同样是以新闻为主,但它比一般的报纸更能吸引人。虽然,在图像选择背后,也会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会有政治立场和政策需求,但它本身又有相对独立的欣赏趣味。我小时候读的画报都不是当期的,而是好几年乃至十几年前的,但没有关系,它本身有趣味性在里面,对图片的解读也不见得就是政府要强调的那一面,因为好的画家、摄影家和编辑在选择图像的时候,会有另外的潜台词,版面语言也有重要的艺术考量。只可惜,很多人文字功夫很好,但对图像的阅读、欣赏和阐释能力不够,这点从画报研究中可以得到训练。

 

  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12月29日B04-05版
【本文责编:郑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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