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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史实、传闻与历史书写
——中国戏曲、曲艺史中的俳优进谏传闻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9-16 | 点击数:2043
 

摘   要:书写、记录与权力紧密相关。俳优进谏传闻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常见的叙事题材,并成为戏曲、曲艺史书写的有机组成。传统的优谏传闻被士人用来宣扬“君贤臣直”的儒家之道,在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题材。现代学者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对典籍记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俳优人格进行单一化的处理,凸显了俳优的主体意识与抗争精神。这种单向度的历史书写对中国戏曲、曲艺史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无形中把艺术变成了脱离历史与生活语境的超有机体,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关键词:俳优;史实;传闻;历史书写;权力

作   者:祝鹏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732


  在后现代史学的眼里,历史的编纂向来包含着大量传闻与传说,因此是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面对历史中的传闻性因素,仅仅采取辟谣辨伪是不够的,更应该致力于挖掘传闻生成与传播的深层动力机制。本文关注的是中国戏曲、曲艺史书写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题材——“俳优进谏”的传闻(后文略作“优谏传闻”),这类传闻的主人公是历史上某位卑微的俳优艺人,如先秦的优孟、淳于髡、优旃,南北朝的石动筩,唐代的黄幡绰、敬新磨,南唐的李家明,宋代的丁仙现、焦德等。在记载中,他们虽然卑微,但面对帝王或权臣时,总是能以巧妙的方式提出规劝或嘲讽,使对方回归正道或有所羞愧。优谏传闻经由历代士人记载,又被戏曲、曲艺研究论著反复征引与书写,成为中国戏曲、曲艺史的有机组成,甚至成为一种关于演艺史与俳优史的元叙事(meta-narration),被用来褒扬中国艺人的讽刺智慧与抗争传统。

  众所周知,书写、记录与权力紧密相关。俳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中国的戏曲说唱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一直地位低微,是“下九流”的贱民,是所谓的“属下群体”(Subaltern)。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经典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深刻反思了属下群体与知识界的关系,认为精英的历史书写形成了一种“知识暴力”,在赋予过往事件“真实性”的同时,也不断再生产着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关于属下群体的种种记载中,我们都能看到上层集团的话语投射,因此,属下群体没有独立自主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

  尽管中国戏曲、曲艺史的撰写有着大量艺人的参与,但总体来讲仍可将其视为是一种由知识精英主导的历史书写。斯皮瓦克的卓见提醒我们,将优谏传闻视为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是危险的,它们从历代史书、笔记进入戏曲、曲艺史的过程,很可能浸润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与记录者的诉求。本文在一个相对宏观的视野下,先对古代典籍中的俳优言论及其生成机制做全面的梳理与分析,进而探讨现代学者如何对这一题材展开继承与转化,将其转变成一种中国戏曲、曲艺史书写的典范叙事,并对这种书写范式展开反思。

  一、“恃宠媚主”与“匡扶时政”:儒家士人笔下的俳优言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俳优是相对失语的,他们的言论只有经过文人士大夫的记录,才有可能流传下来。无论是《史记·滑稽列传》《新五代史·伶官传》等正史,还是《启颜录》《教坊记》等笔记小说,无一不是由文人阶层书写的。一方面,这些记载渗透着传统士大夫,尤其是儒家士人的诉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记录俳优言行的古籍数量众多,形成了长时段、多声部的记载传统,还是相对充分地揭示了俳优生存的复杂性与其言论的多元形态。

  俳优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地位卑微,又接近最高权力。作为统治阶层豢养的奴隶,他们和统治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既受到恩宠,又被人鄙夷,养成了集自卑与依附、智慧与阿谀于一身的人格。复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言论是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结合古代俳优的生存状况,我们先来对其言行做一个整体性的考察。戏剧史家任中敏的《优语录》将历代俳优的言论分为三类:谏语、常语与谀语,我们沿用这一分类并略作申说。

  (一)常语

  俳优的本职是取悦统治者,学者冯沅君在《古优解》中也把娱人视为伶人的首要职责④。他们享受着“言无尤”的特权,采取说笑话、讲故事、歌舞、演戏、玩文字游戏等手段为君王调笑解颐。如《乐府杂录》记载的一则唐代伶人黄幡绰的轶事:

  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

  (二)谀语

  即阿谀谗佞之语。在豢养与被豢养的生存格局中,俳优很难拥有独立的人格。为了取悦统治者,他们会在调笑之际对主人进行吹捧。如《太平广记·卷249·裴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其中的奸佞者则热衷于以声色事人,以谗言惑人,甚至为一己私利参与到宫廷政争中去,或者被人收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国语》记载的春秋时期晋国的优施,他与晋献公夫人骊姬私通,为了立骊姬之子继位,在献公面前进谗言设计杀害太子申生。

  (三)谏语

  为了保全主人的名誉与地位,有智慧的俳优会将劝谏之言隐藏在滑稽的言语中,使听者乐于接受。比如《新序》中记载的战国时期的优莫讽刺赵襄子耽于饮酒、不思进取,说他离纣王不远了,让主公有所醒悟;《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优旃用反讽的技法规劝秦始皇不要扩大宫囿等。需要指出的是,俳优进谏的目的不是为了激怒帝王、对抗于统治阶级,而是带有“劝百讽一”的意味,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己任。兹举《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一个经典例子: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可见,俳优的人格是多面向的,有很强的表演成分,其中既有智慧者敢于对肉食者展开规劝、匡扶时政;也有弄臣小丑以恃宠媚主、谄言乱政。记录俳优言论的史料是一组丰富的存在,在俳优的言论中,调笑与诬谗、规劝与吹捧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清楚。正如文学史家冯沅君所说:

  古君王既和优人们相近,优人们又善以诙谐的方式使他们的主人言听计从,所以这些看去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却能给时政以意想不到的影响。又因为他们都是半疯半傻的,或者阴险狡诈,他们的言语大都是害多益少。因而在古史中,不少正人君子反对他们的君上接近优人,认为这是政治腐败的一个原因。

  但在后世的流传中,谏语却从俳优众多的言论形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被反复书写的题材,这恐怕与传闻的记录与书写者——儒家士人的身份与地位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面临着一大生存困境。他们以弘道自任,以传承礼乐文明自许,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建设与维护。总体而言,在儒家等级观念下,士人阶层普遍看不起俳优这个贱民群体,认为他们恃宠媚主,以声色毁坏礼法,孔子为此还在夹谷之会上诛杀了在国君面前调笑的侏儒;对于奸佞之优、谄谀之语更是极尽鄙视,重优而轻士一直被视为祸乱之源。因此历代士大夫对优伶的鄙视、压制、排斥确实连绵不绝。

  但另一方面,儒家士人又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依附于统治阶级的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与俳优之间还有着某些相似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早已言明:“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读书人人微言轻,极易在横议时政中因言获罪。相比之下,俳优倒颇有可取之处,他们尽管也弱小无权,但言语都很巧妙,能以诙谐机智的谈吐、谐音双关等技巧,让那些高贵横暴的君王觉得言谈“顺耳”而甘于接受。刘向《说苑》说:

  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这段话把讽谏的价值说得极为明白,讽谏是智者的作为,既没有违背传统的君臣之分、主仆之别,又能起到匡扶时政的作用,还能让劝谏者保全自身。在士人看来,“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矇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诵工谏之义。”因此获得了他们的青睐。

  儒家士人对俳优产生了复杂的情感:既鄙薄轻视,又移情类比,既对俳优阶层怀有普遍的偏见,又对其中有操守、有智慧的人物青眼有加,对其进谏性的言论更是大书特书。历史的撰写并非全然是一门科学,而是与撰写者的主体诉求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紧密相关。通过历史书写褒扬某种道德价值与意识形态达到资政的目的更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在这种境况下,士人对优谏传闻的书写不再仅仅是对俳优阶层言行的记录,而是升华为一种家国性的话语——寄托了士人的谏议情怀,承载了士大夫对朝廷能广开言路,自己能拥有议政之权的渴望。

  任中敏的《优语录》辑录了历代关于俳优进谏的记载,同时附录了各种雷同的叙事文本,通过对照,我们发现大量的记载有着虚构的色彩,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同一个题材有着大量的异文存在。比如《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一则著名的进谏事迹,大意为汉武帝有一优人名郭舍人,武帝乳母家人犯了错,武帝要将其全家流放。郭舍人为此劝谏,他让乳母辞别武帝后边走边回头看,自己在一边骂道:“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武帝不忍之心顿起,收回成命。在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主干情节变成了武帝要杀乳母,劝阻者变为东方朔;《世说新语》里的情节则是武帝要将乳母交付司法,劝阻者亦为东方朔。

  再比如唐人张《朝野佥载》中的这则记载:

  敬宗时,高崔巍喜弄痴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

  这则记载在同时也被众多其他文献收录,除唐高择《群居解颐》未有变化外,其他文献多有异文,宋昉李的《太平广记》中主人公仍为高崔嵬,帝王却变成唐太宗。在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唐冯贽的《云仙杂记》、明李贽的《山中一夕话》、明陈继儒的《爽心笑谈》中,主人公变成了唐代另一位名优黄幡绰,帝王则是唐玄宗。而明人都穆的《谭纂》则将故事移到明代,事件发生在陈君佐与明太祖之间。直到如今,这类故事还流传于民间,被附会到刘墉、纪晓岚等人身上。

  上述异文只保留了一个主干情节,发生的时代和主人公可以不断地更换,不同时代的书写者可以替换上当时闻名的优伶。在辗转反复的书写中,这些记录已经由实录变成了故事,与其说记载的是真人实事,不如说是由以“箭垛式人物”为主人公的类型化故事。这种故事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优旃讽秦始皇修苑囿的故事;五代时期的俳优嘲讽地方官员“刮地皮”使得土地神无所落脚的故事;敬新磨为唐庄宗调笑六目龟的故事等,在流传的过程中都曾经附会到不同优伶的身上,形成大量异文。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民间文艺学者祁连休敢于将东方朔、黄幡绰、石动筩等实有其名的人称为“俳优型机智人物”,并将“见屈原”“刮地皮”等俳优言论收录为特定的故事类型。

  可见,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优谏传闻是一种虚实相间、真伪错杂的存在,是忧心朝政的士人根据有胆识的俳优的事迹整合创编而成。它能够流传下来,除了故事生动、易于引发人们的兴趣外,更是历代士人情感投射的结果。在士人们的反复书写中,俳优进谏的传闻成为一个固定的题材,它所记载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叙事,俳优起到了为士人代言的功能,其谏语在很大程度上投射了士人群体对于自身生存困境的认知和对言论权力的渴求,寄托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希望通过言论干预政治,实现既能匡扶朝政,又能保全自身的愿望。在士人的笔下,俳优与统治者之间没有突破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进谏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君王的形象、履行臣下的职责,所以俳优的谏语虽偶有激烈之处,但并未破坏“君贤臣直”的为政之道、违反“美刺并举”的儒家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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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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