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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 周超]“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
  作者:周星 周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28 | 点击数:2089
 
摘要:农耕文明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使用农家肥料为特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来了中国文明形态的大转换,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游客对厕所问题的诟病,才使得厕所及相关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长期难以绕开的困扰。中国社会曾在不同时期自上而下地进行过一系列厕所改良实践,但并未取得与新的文明形态相匹配的成就。目前,“厕所革命”正在成为现代中国大规模和大面积“生活革命”的重要一环,而支撑“厕所革命”的“发展”“卫生”“文明”等言说,均与现代国家之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厕所文化;文明形态;厕所革命;言说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兼职教授;周超,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除偶尔一些田野报告会有片断零星的涉及之外,截至目前,对如厕行为、厕所文化、厕所文明、厕所革命及相关问题,几乎没有像样的研究。尽管一百多年来,厕所及相关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及文化一个难以绕开的困扰,但一般人民自不待言,甚至包括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内也几乎对此没有起码的“文化自觉”,究其根源,主要还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及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它可能处于最不重要、最难解决、最不自觉的末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如厕行为和厕所状况一直饱受列国人士诟病,在历经了若干有意无意地试图摆脱尴尬状况的实践之后,直到21世纪前10年,这个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才终于出现了真正的转机,这便是作为现代中国大规模和大面积“生活革命”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在全国各地已经发生、局部地正在成为现实,眼下仍处于持续延展的“厕所革命”,不言而喻,它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表述也不过分的。

一、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

  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拥有不尽相同的如厕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排泄物的管控和处置方式。以中国之大,厕所及有关的如厕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自然也是多种多样。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游猎、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设厕所或没有固定厕所,这并不说明他们对排泄行为没有规范或不卫生,只是说在其生存环境下,人畜的排泄物通常不构成问题。西南地区一些经营山地农耕的少数民族,有拒绝使用人粪尿作肥料的例子,在他们看来,和汉人用人粪尿施肥相比,他们的土地比较干净。假如和西方的冲水厕所相比,中国较多旱厕;具体到如厕方式,和西方人的坐式形成对照,东亚各国较多采用蹲式。不言而喻,中国民族也和人类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促成其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文化规范,包括对排泄行为的自控、对排泄物的厌恶等,事实上,人类所有社会均没有例外地需要掩饰人身体的此类自然属性。

  汉族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其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较多使用人和家畜排泄物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因此,人粪尿作为农家肥受到重视。在北方农村,农人有在冬闲季节提着粪筐和粪铲出门“拾粪”的传统。在河南省林县农村,冬天拾粪的一些老人,还把拾粪的经验编成小曲,如“拾羊粪上山坡儿,人粪背旮旯儿,狗粪墙拐角儿,驴粪上下坡儿,牛粪到荒草滩儿”。各地农谚都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之类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乡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和农耕文明形态适应的厕所文化,除了堆肥、收集人粪尿并视之为珍贵资源等内涵之外,确实视之为寻常之事,即便它有些脏臭,一般也不觉得其有多么难堪或多么难以接受,这可以说是中国最为一般和传统的“厕所文化”。

  厕所在中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说文》:“厕,清也。”其反训之义为言污秽当清除之。秦汉时代的“溷”和“圂”字,有猪圈和厕所的两重含义,在出土的汉晋文物中有为数众多的猪圈和厕所功能兼备、厕所与牲口圈栏合为一体的泥塑明器。这种形态的厕所在中国的北方、华南及日本冲绳等地,一直延续至近代。尽管有研究者热衷于讲述汉代厕所已重视隐私并有通风设计、唐朝设“司厕”官职、宋朝时汴梁已出现公厕并有专人管理、清朝嘉庆年间还出现了收费厕所等史实,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截至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现状依然是露天旱厕居多,使用人粪尿做肥料依然寻常可见。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在《华南的乡村生活》中指出,凤凰村的人们“有限的卫生知识基于传统和迷信而非科学事实”,即便在较干净的房间,也随处可见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没盖的粪便;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人类学家杨懋春在对山东省台头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较多涉及厕所及相关问题,“露天厕所对农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胁。夏天厕所招来苍蝇,由于没有适当的办法把食物遮起来,苍蝇会再飞到食物上”。因此,“台头村的农民——其他许多村子的农民也这样——坚持所有饮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要烧熟”。应该说,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各地乡村绝非罕见。另一位人类学家许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国滇西北一个处于霍乱爆发危难之中的村镇(西城),深入观察了当地旨在净化社区污染的打醮等仪式。他敏锐地指出,人们在面对疫病危机时采取的是宗教净化仪式和实际的清洁卫生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预防霍乱的药物、药方,也包括规劝民众遵从道德劝诫。例如,当地警方有告示称:“严禁放养各类动物。严禁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违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也有社区长者的劝告:“祈祷、禁欲,严禁污秽不堪。”人们把当地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其厕所内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这种情形在1940—1970年的中国颇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住宅门前画出半圆形的线以抵御病魔的新尝试。通常,人们是不打扫街道的,就连自家门前也不清扫,但在非常时期,也能够接受包括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之类的公共道德劝诫。

  在东亚各国近现代化之前的京都、江户、汉城和开封、北京、广州等人口较多的都市,都曾有过城里居民的粪尿为周边农村所需求,郊区农民通过各种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来做肥料的情形。在日本,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逐渐增多的化肥使人粪尿失去了经济价值;20世纪60年代,各地开始建立粪尿处理站,实行化学处理;1970—1980年期间,下水道和水洗厕所遂逐渐普及开来。在中国,以北京为例,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北京才最终彻底淘汰了“掏粪工”这一职业。

  在江南水乡,直至不久前,仍普遍有以室内马桶作为便溺之器的习俗。早晨,主妇到小溪涮马桶,然后,把马桶晾晒在门口。马桶里的秽物一般直接倒进河溪里,对公共卫生有很大妨害。现在,由于卫生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即便在乡下,民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马桶,于是,传统的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为民间婚礼中的“子孙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马桶在婚礼上具有生殖象征的隐喻,说明民间乡俗并不以其为“秽”。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虽也有“厕神”的存在,但她不管厕所,更不管厕所卫生,其职能主要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二、文明形态转换和来自“外部”的诟病

  我们有理由将中国饱受列国人士诟病的“厕所问题”,理解为是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朝工业文明、从乡土社会朝都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但经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新文明形态,亦即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导致中国出现了文明形态的大转换。正是在这个转换的进程中,厕所在所难免地成为严重和深刻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各种形态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一起大举进入乡村,不断弱化着农户对有机肥料的依赖。

  在中国广大农村,乡民们以农家肥料为依托,对化肥的进入半推半就,就短期效果而言,农家有机肥无法与化肥竞争,但各地流行的说法是化肥导致土壤板结,需用有机肥予以缓解,于是,在化肥和有机肥之间形成了相互参合的格局。与此同时,在城镇和郊区农村之间曾经的人粪尿市场供需关系,很快发生了变化。北京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郊区农村就不再需求人粪尿,而城里的排泄物必须全部由城市下水系统去处理。由于农村无法和城市一样在下水处理系统方面获得进步,因此,城乡的差别在厕所和排泄物的处理方面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拓展,厕所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都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人口剧增导致人粪尿处理日益成为市政头疼的大问题。中国城市独特的流动人口,使得原本就已非常严峻的“公厕”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会,外来流动人口的与日俱增,使得有限的“公厕”完全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同时,由于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厕”卫生状况也陷入难以描述的状态。如此的“厕所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发展”的阶段,具有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总问题之一环的复杂属性,它还同时涉及中国社会特有的结构,如城乡二元结构等更为深层的根源。

  在当代中国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们一般需要两类设施:一是家庭居室内卫生间配备的冲水马桶,二是外出时需要的公共厕所。这两种设施都需要有完备的下水排放或污物处理系统。现实的情形是,实际使用公共厕所的人往往就是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如胡同居民、尚无稳定居所的流动人口等。媒体和一般公众对于城市公共厕所卫生状况的指责,和对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之间存在着重叠关系,这些批评相对较少地指向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缺失。最为常见的解释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和(排泄)行为滞后于都市社会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显而易见,和“私厕”(家厕)相比,“公厕”问题在中国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201-208。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厕所问题”内涵着多层面的级差状态。它有可能以城市对外地人或乡下人的拒斥表象出来,例如,大量的都市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往往回避向公众开放的义务。厕所问题作为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往往很容易成为歧视乡下人/外地人和城里人/本地人优越感建构的依据。

  更为尖锐和大声地批评中国“厕所问题”的,主要是列国来华人士及相关媒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海外观光客蜂拥而至,生活在现代都市或工业化社会的游客来到仍旧是农业国家的中国,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厕所问题”或对中国厕所有惊人“发现”,感到严重不适,这并不奇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厕所屡屡成为外国记者的题材,据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相关报道文章数以万计。虽然这些批评让中国读者汗颜,但官方的《参考消息》依然持续不断地做了很多翻译和介绍,保持了开放和谦逊的基本姿态。正是这些“老外”直言不讳的批评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改良厕所的努力。较早的努力是在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旅游线路,逐步设立相对较为体面的厕所,并对厕所进行评级。一个时期内,整个旅游系统的工作就是引导游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旅行,从机场到宾馆,再到景区景点,导游的职责之一就是尽量减少“老外”们接触普通民众所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厕所。

三、自上而下的厕所改良运动

  由于厕所问题涉及中国各级政治精英均较为看重的国家形象,因此,很多相关努力就是自上而下推行的。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市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容整洁行动,其中包括增建、改建公共厕所并开展卫生整治。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300多座,改建贯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共厕所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并使6000多座公共厕所初步实现了水冲。状况虽有些微改善,但依然捉襟见肘。截至1993年底,北京市大约有公共厕所5.7万座,但其中仅6800多座是由环卫部门管理的;70%的公共厕所分布在胡同小巷,而主要街道和繁华区仅有200余座。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北京90%的公共厕所都极为简陋,属于第四类。这些无隔挡的厕所,其实就是一排蹲坑,卫生状况非常糟糕。

  在上述背景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有有识之士大力主张在中国推进一场“厕所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公共媒体上则首次出现了“公厕革命”的讨论。1994年4月,由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当时,笔者也是该课题组的成员),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的公厕亟须(此处原文为“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评论,提出要开展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1994年7月,该课题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截至当年11月中旬,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利亚的作品340多件;随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获奖作品展,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厕革命”,这对当时北京市民的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随后,1995年北京市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等,基于维护首都威望和展现国家形象的逻辑,北京和上海屡屡展开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公共厕所问题事实上成为对市政当局最具压力的考验。

  2004年11月17日,第四届世界厕所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在中国尚属首次。当时,北京市的规划是到2008年,“城区”新建、改建二类以上标准公共厕所3700余座,所占比例达到90%,逐渐取消三类及以下卫生设施不达标的公厕;“近郊”的二类以上公厕的比例达60%;“郊区城镇”的二类以上厕所的比例达30%。这类规划虽然有助于缓解问题的严峻程度,但形成了区域级差状态,很难说具有普惠性。上海市的公厕短缺问题比北京略好一些,但同样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厕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厕行为等诸多问题,为此,上海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致力于增加投资和强化管理,探索厕所市场化运营的机制等对策。于是,在北京和上海均陆续建立起一批收费厕所,其设施比较齐全,并有专职的保洁员。中国有许多城市采用了公厕“市场化”的路线,通过收费维持经营管理,但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随后有关公厕经营模式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免费)。

  和“国家形象”类似的还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继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厕实践,其中较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长李金早在桂林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2003年南京市长罗志军在南京倡导的公厕革命,以及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建设局长宿青平推动的临汾公厕革命等。2001年,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以厕所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上发表的《桂林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推进“厕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识》的基本内容是:没有旅游厕所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的现代化。桂林旅游厕所革命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推动、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在桂林城乡先后建设了849座旅游厕所,这使得城区和旅游景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5.7座旅游厕所,远远高出国家标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市民生活环境。2000—2015年,桂林经过长达15年的持续努力,已经实现了旅游厕所的全域景点全覆盖,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内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桂林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其厕所革命的动力机制更多地源自各国游客的观感和印象及其对市政当局带来的压力,正是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形象焦虑”,推动了大举改善厕所的文明化运动。与此相对,在中国内陆的小城市临汾,厕所革命的兴起却多少具有“内发”的属性。众所周知,全国范围的都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城乡景观的巨变,即便是在内陆的临汾,它也使城乡居民所面临的“公厕”短缺和如厕困苦局面进一步突显出来。好不容易进一趟城的乡村婆婆发誓“这辈子再不进临汾城”,意味着民众遭遇的如厕之苦难和羞辱,成为市政当局无法推卸的责任。正是此种“内发”性驱动,促使临汾市干部群众经多方实践和艰辛努力,终于大幅度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如厕环境,甚至其“城市公厕项目”还在2012年12月获得了第九届改善人居环境“迪拜国际最佳范例奖”。无论是基于“外来”挑剔所构成的国家或地方形象的压力,还是出于“内发”性驱动要去化解普通民众的困扰,中国的厕所革命在21世纪初开始提速,并逐渐获得实质性进展,这也表明中国已经和正在更为彻底和深刻地卷入到厕所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之中。

  2014年,曾在桂林推动厕所革命的李金早转任国家旅游局长,2015年年初,国家旅游局便开始在全国推动旅游厕所革命。李金早认为,旅游厕所虽小,却是游客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也直接关系着旅游产业、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专门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门的主导,“厕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文明工程。2015—2017年,国家旅游局推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具备了全国性规模,较短时期内,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实施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意见》,修订《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提出“数量充足、卫生文明(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具体要求,希望用3年时间,通过政策指导、资金调配和标准规范等多种途径,力争到2017年在全国新建厕所3.3万座,改扩建厕所2.4万座,最终实现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的厕所全部达到三星级标准。2016年2月15日,国家旅游局颁布《关于表扬2015年“厕所革命”先进市的决定》,对青岛等101个先进市(区)推进“厕所革命”的突出成绩予以表扬。这场厕所革命目前正由旅游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沿途,进一步朝重点旅游城市扩展,并经由“全域旅游”概念的中介,进一步向全国基层蔓延,成为自上而下、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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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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