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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庙会的变化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是有个很长的过程，从民国以来就在不断进行着改造。我观察的庙会和官方宣传的庙会是不一样的，是与人的精神关联紧密、以祭拜为核心的活动。
岳永逸2002年7月在梨区娘娘庙会现场
作为“神性空间”的北京
书乡周刊：北京城内部和周围的“神性空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岳永逸：这个空间的形成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至少从元代以来就开始了，完全成型应该在明代，天、地、日、月、社稷诸坛的格局基本成型，也相互有对应关系，清代没有什么大改变。除了官方的这些正祀场所外，民间的“三山五顶”在明代的《帝京景物略》里也出现了，不过有的是“六顶”，有的是“八顶”，其中“北顶”就在现在鸟巢水立方附近。上世纪30年代，北京城二环以里还有2000多个庙，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解决各种心理问题。所以我把旧京比附成一个人口很集中的“大农村”。但现在北京的建设日新月异，完全是个现代城市了。
书乡周刊：您在《朝山》中谈道，现在的“庙会”已经转变成了“庙市”。北京现在每年也会举行一些庙会，比如地坛庙会、厂甸庙会、陶然亭庙会等等，这些庙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岳永逸：北京庙会的变化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是有个很长的过程，从民国以来就在不断进行着改造。我观察的庙会和官方宣传的庙会是不一样的，是与人的精神关联紧密、以祭拜为核心的活动。而今天北京春节前后的庙会，已经和人神精神交流没什么关系了，而且性质比较趋同。其实上世纪30年代就有调查说，北京庙会是侧重于交易、娱乐的庙市，现在和那时情况一样。庙市当然也是庙会一种类型，但并不是最核心的部分。不过按照西方现代化进程，从精神性到物化的转变，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书乡周刊：和正祀拜天地祖先不同，“三山五顶”都是拜民间神的。一直以来，儒家文化都不主张过分的、不适当的祭祀，这类所谓的“淫祀”是被压制的，但它在民间一直存在不绝，其中有什么样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岳永逸：朝廷认可的叫正祀，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封号的叫淫祀。但其实正祀和淫祀一直在互动中，相互影响，没有清晰界限。历朝历代在打压淫祀，如果不能打压下去，就会将其收编，比如妈祖、文昌等，本来都是地方小群体的祭祀。还有河北苍岩山三皇姑，光绪年间被封正，道教奉为苍山圣母，佛教奉为苍山老母。
康熙年间为了稳定，明文规定禁止这种宗教集会，但实际上，一个地方淫祀的繁盛程度，和地方知识分子的参与程度关联极强。淫祀为什么一直存在，就是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主动去吸收一些东西有关。另外，也跟个体潜在的宗教性有关，科技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只要世俗没有渠道来解决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部困境，身边实在的物质世界没有完全满足人们灵魂上的需求，就有存在的可能。强大的外在力量可以将其压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当它分散在每个个体、每个家庭之中，时外在力量再强大也无效。
民俗宗教中的社会命题
书乡周刊：现在很多地方利用圣山庙宇来发展经济，所谓“香火经济”，但也因为这些年寺庙承包屡屡出问题，引起了一些社会争议。您怎么看宗教信仰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岳永逸： 宗教和经济一直有关系，譬如佛教、道教都和信众存在供给关系。宋代人就研究过庙院放高利贷和融资的行为。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城隍庙有董事会，杜月笙等人都是成员，他们把庙宇外边的小店小摊承包出去收租金，再用租金办福利、办学、济贫。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之外的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就是因为它除了和多数人一生的生老病死有关联之外，也是一种福利，让周围的乞丐穷人可以吃到斋饭。在当下，地方政府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肯定也不能避免地捆绑在一起。
旅游业作为现在新兴的业态和生活方式，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在全国各个旅游景区，与神山圣水连带的自然、人文旅游事务，都是由官员操作的，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减轻财政负担。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有负面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否认承包的管理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语境下，如何有效参与到地方建设中去，自然和地方政府有关。原先山高路远不方便，现在为了旅游发展、增产增收，政府需要做道路建设，改善生活条件和硬件，也出现了“圣山景区化”和“景区圣山化”的两种现象。除了建庙让人和自然有精神性的交流外，还邀请大导演来制作大型视听盛宴，用现代科技的声光化电把历史上的祭拜复原，我把它叫做当下的“新庙会”，既是娱神，也是娱人，是一种新手段。
书乡周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信基督教、天主教这些西方宗教，觉得是一种时髦、洋气的行为，普通人过西方节日也是非常普遍。但我们的本土民俗宗教，会被视作迷信、落后、老土的东西，现在更多是老年人还在信和做。这里面纯粹是偏见的原因吗？
岳永逸：这也和教育有关，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时候是缺位、缺失的。以前北京的娱乐活动少，举行庙会时，大人都会带着孩子去参观祭拜。而现在孩子从小上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接受的教育都不提及这一块，认为是愚昧、落后的。现在提倡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但还是通过精英来传播，社会教育和媒体一说起来还是迷信，这是今天的制度性语境。
我举个代表性事件，2004年元旦前，西单一家商场为了促销，请了年轻设计师在门口做了一个雕塑，形状是在一个大海碗中插了200多根筷子，筷子上还挂了钟表。设计者认为筷子代表中国饮食文化，能以独特的方式祝福人们新年吉祥如意、丰衣足食，但却引起了一些中老年市民和民俗学者的投诉，因为看起来非常像人死后在棺材前上的“竖筷插碗”的“倒头饭”。这场争论不了了之，但雕塑很快被拆除了。现在给亡人吃“倒头饭”的少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一说，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现象就完全消失了，这样做会给一个群体造成心灵不适，毕竟每个时代都是老中青三代共同生活的文化体。老辈人曾经怎么生活，有什么样的信仰和符号，年轻人应该有了解。但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教育缺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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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晚报》2017年7月7日 TF003版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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