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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新政权没有收集和出版木偶戏、傀儡戏和皮影戏剧本。所有这些大众形式的戏剧早已存在并有着悠久的传统。忽视它们可能源于这种观念，即随着电影的盛行，保护这些民众戏剧艺术显得不再重要。早在革命以前，他们就已经丧失了对大量传统的兴趣。不幸的是，已经收集上来的文本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皮影戏文本，根本没有木偶戏和傀儡戏剧本，尽管所有这些剧本都能够在台湾看见。
在中国，民间舞蹈从来都不盛行。两千年的儒教已经成功地消灭曾经活跃的民间艺术。为了创造一些东西用以对抗外国舞蹈和舞蹈音乐渗入中国的冲击波，新政权接受了1930年与社区发展计划有关的人的部分理念，并将前文提及的秧歌提升到民族舞蹈的高度。另外，新政权试图说明舞蹈源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或者舞蹈根本不是民间舞蹈而是源自传统的经典戏剧。不幸的是，战前没有收集舞蹈曲调。从录音和电影判断，民间曲调已经以十分相近于苏联的方式被“改编” 。在苏联，俄罗斯人通过使用现代或外国的乐器占用和改变中亚的民间曲调，也通过矫枉过正或别的方式“校正”这些旋律。
在欧洲大陆人的定义中，民俗还包括其他的领域，比如民间宗教、民间习俗、民间服饰、迷信、民居、民间节庆和民间医药，但可能除了民间节庆和民间宗教外，这些在革命前的中国并未激发人们太多的兴趣。对这些领域，除了民间医药之外，中国同样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关于民间医药，大陆有大量的收集，并且出版了厚厚的几十卷。我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这些收集作品的价值进行评价。事实上，就我所知，没有外国学者关注过这些收集作品，尽管注意这些作品可能非常有益于学术研究。
然而，就大陆的这些民间医药活动，我们有很好的认知。大约自从1920年以来，在现代的、西方训练的医生和传统的中医之间有一场持久的争论。每一方都觉得自己优越。在1920年代，当西方的药剂师分析传统中医的治疗办法并分离出一些重要的和当今普遍适用的化学药品时，传统中医加强了防御。出于自己的目的，新政权利用了这一斗争。因为其医疗计划，新政权需要比现有数量要多得多的医生。通过要求西医学习传统医学课程，新政权赢得了中医的信任，并且能够引导他们转而学习最起码的现代卫生学的基础知识。这样，一旦西医的数量不足，这些中医就可以加入到医疗事业中。民间医药和药方的收集有三重目的。首先，在现代科学被知晓以前，近代中国的药剂师就获得了许多新的药品和治疗方法，进而期望基于传统的治疗方法能够发展出某些新的和现代的药品。其次，一旦中国医药工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药品，一些老旧的治疗方法能够弥补这种不足。以前，为了杜绝同行的剽窃，也为了拥有专项治疗的垄断权，一个传统的中国医生藏好自己的处方，秘不示人，是常见的事情。现在，这种垄断已经被打破：这些中医获得了在出版物中出现其治疗方法的殊荣，而且现在所有的医生可能知道他一度有的私人财产是什么，这样一来垄断也就被打破了。最后，这些材料的出版被用来向外界证明古代中国医药发展的高水平，进而激发民族的自信心——— 新政权最引人瞩目的特征之一。
五、结论
我希望我已经充分表明民俗研究在中国，哪怕是其初创时期，都仅仅是其他运动的工具，而非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当然，这也是民俗学在19世纪的欧洲、1920年代的苏俄共有的情形。我们也能从其他新的和发展中国家当下的情境找到相似的案例。以土耳其为例，在1930年代的土耳其，当权的集权主义党派完全做了发生在中国和苏俄同样的事情，但是晚些时候，民俗学随后拒绝作为政治的工具。在大陆，民俗学屈从于工具状态已经阻碍了一个真正的学术领域研究的发展，尽管在台湾这个学科似乎显现出新兴之象。我们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极大数量的新材料，但由于明显的政治属性，大多数材料都没有科学价值，或者仅仅只有在采取复杂的比较方法或其他预防措施后，才能使用这些资料。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民俗学的资料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研究政治家的志趣，也可以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共产主义政权教化的方法和智慧。这个领域虽然我无意进入，但必定有其他学者认真探究。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第38-45页。）
[作者简介]
[德]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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