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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老骥伏枥,志在“非遗”
  作者:记者 胡凌虹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7-16 | 点击数:4312
 

  见到乌丙安教授时,他刚从辽宁赶到上海来参加学术论坛。虽然已经83岁高龄,但这位当今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民俗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依然精神矍铄。乌丙安是中国最早倡导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民俗学家之一;最早参加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中国学者;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最高资格(全权)会员;创造了诸多“最”的他还曾数次上书中央,提出轰动全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建议。

  在访谈开始时,乌老先生率先很有感触地回忆起了多年前的一次考察。2002年,他和冯骥才等带动国内百余专家发起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行动,遍访全国各地的古镇、古村落,考察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的老根据地。其中,在山西省晋中榆次区的后沟村考察时,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很隐秘的自然村,只有75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是种庄稼的,住在窑洞里。“当时是乡长带我们去的,一进村就发现两座庙,一座关帝庙,一座观音堂,都在西南角,我问村民,水口是不是在东南角,他们回答说以前是的,现在有了自来水就换位置了。可见这个村不是一般村民随便盖的,非常懂风水。我们接着往里走,发现整个村子有7座庙,还有文人供奉的文昌阁、魁星楼。这个村子很了不起。当时我们发现了两个破败不堪的碑,从中了解到是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时期修的庙,年代很久远。我推测这是一座隐居村,是过去文人因为某种政治上的隐情而退居此地的,每家每户的砖雕木雕都标明曾经是大户人家。”回忆起这些,乌丙安依然兴奋而激动,他很欣慰地表示,通过民俗学专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保护结合起来,开展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做法是有效的。“现在有一些思想上的误区,民间信仰中的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被说成是迷信。比如,在很多国家巫师的巫师活动都属于文化领域。一些大巫师还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但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巫师活动外,许多传统巫傩文化活动都被地方置于治安管制之中。”

  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乌丙安依然乐此不疲地奔波在路上。然而发掘的欣喜过后往往伴随着的是无奈与失望。当专家们发现了一批批民间文化瑰宝亟待保护时,闻讯而来的某些当地官员往往把这些当作了开发赚钱的“摇钱树”。“今年春天我们去暗访了那个自然村,走到村口就看到很多小轿车,村民家家户户虽然都富了,但是许多文化生态被破坏了。我们的普查速度赶不上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啊。”乌丙安皱着眉叹息道,“长期奔波的劳累倒是其次,最让人寒心的是,很多时候一腔热血去保护遗产,有的领导根本听不进。我曾给一些部门上课,下课后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些领导就很直率地跟我说,你讲的东西不实际,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开发赚钱。”

  几多欣喜几多愁,这种复杂的情绪一直渗透在乌丙安多年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征途中,也将会贯穿在他未来的奋斗中。不过,即便遭遇了种种磨难、挫折,他依然不改对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赤诚;眼前的他,虽白发苍苍,但目光依然深邃坚韧且充满激情。

  民俗学界的诸多“第一”

  1929年,乌丙安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从小就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1949年,考入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1953年,乌丙安被校方推荐并自愿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毕业后他被高教部分配到辽宁大学前身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6年8月他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附言:这本书1980年已经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

  然而,正当他崭露头角,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民间文学课遭到批判,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科”被剿杀,乌丙安也被打入劳改队。紧接着,“四清”、文革又将乌丙安推入无尽的劳动改造,经受着残酷的磨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秋,49岁的乌丙安方才返回阔别了20余年的辽宁大学民间文学教学岗位。

  返校后不久,乌丙安就听到背后有同事为他惋惜:“20多年的不断挨整,把一个当年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毁成了一个年已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然而,乌丙安并未在同情声中沉沦,很快他展现了让同事惊叹的学识和思想。“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幸中的大幸是在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中,有了三千多个田野工作日,这是今天用多少经费和精力也难以得到的宝贵财富。”在那里,乌丙安结识了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由此对民俗传统、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屈辱和艰苦的境遇,相反却如饥似渴地采集了300多万字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为未来的事业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积累。

  50岁之后,乌丙安在民俗学事业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1978年12月31日除夕夜他在北京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提出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建议,引起很大反响,被认定为当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1979年11月他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12所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宣读了恢复民间文学专业教学的倡议书;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1年3月乌丙安所在的辽宁大学领导批准他正式跨系科开讲《中国民俗学》课程,成为新中国高校文科首开《民俗学》课的大学。

  1983年2月被教育部批准晋升为教授。6月,乌丙安的《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简评,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1984年起,乌丙安历经6年主持编纂了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工程《中国风俗辞典》,被外国学者和海外侨胞评价为“了解中国第一书”。之后,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一书被老一辈民俗学家撰文评为“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70岁时乌丙安完成的《民俗学原理》,与《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一起被界内称为他学术道路上的“三级跳”。在此期间,还连续出版了《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民俗文化新论》、《生灵叹息》、《日本的家族与北方文化》(日文版)等专著,在国内外发表百多篇论文。

  “多年来我从事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学术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更新和调查采录实践。我力求把民俗学的现象既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又和深层的文化观念结合起来,力争把民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乌丙安解释道。

  奔走在非遗保护的路途中

  除了笔耕不辍,乌丙安还徒步万里,既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奔波,同时积极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非遗事业的发展。2002年底,一次由国家文化部组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有联合国官员和国际、国内顶级专家参加的,关于人类和非物质遗产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乌丙安被邀请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并致闭幕词。在闭幕词中,乌丙安直率而尖锐地对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一直坚持的规则:“文化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两年只能申报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强调:“在国际政治上,国家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文化上,大小国家的发展从来就是十分不平衡的,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异常丰富,申报额度应该以优秀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为依据裁定。现行规定是一个歧视文化大国的不公平的规定,应该修改。否则的话,中国最优秀的世界级遗产恐怕几百年以后也申报不完。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充满激情的5分钟发言赢得7次掌声。这个理念也促使中国后来在首次承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会议时,调整了规则,让不少中国的非物质遗产绕过漫长的排队等待,直接进入世界非遗项目的大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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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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