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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临终关怀式地、抢救式地记录那些马上就要消失或是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让后代可以从影像记录中一睹曾经的尊容以外，要做到真正的传承，数字传承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利用现代媒体的优越技术手段，让文化遗产在当代得到充分的二次发育，帮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传承人的加入，不仅使原民间传承人的活动因为媒介技术而得到强化，更使原有的文化遗产传承得到了拓展：虽然民间传承人也有走进大学课堂而是文化遗产在跨越空间的传承方面达成效果，但总体而言，民间传承人原本的重要使命更在于历时性的、注重文化遗产在遗产地的纵向传播；而数字传承人有在使当地民众众强化遗产意识的同时，他们客观上更多的是使文化遗产在跨越空间的维度上得到广泛的传承。两者的工作既有交叠，又相互补充，使文化遗产得到“时空并重、纵横结合”的传承，覆盖面大大增加了。
萨林斯曾说过，“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未曾想象过的方式重现出来”［10］，在今天的数字化语境中，数字传承人利用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依托电视、网络等强势媒体，在民族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曾想象过的重现方式”与他们天生地具有着亲密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与当地民间传承人和遗产拥有者进行充分沟通、实现良性互动亦是题中之意。
正像学者彭兆荣所说的那样，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11］，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和享用者，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阐释者和传承者。数字传承人正担负着文化遗产在当代的新型表述与生产的辅佐重任。
三、文化遗产的数字表述
书面与口头，似乎是文化遗产表述中的两大传统对立派系。
书写的方式，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性方式，自然有其无法替代的传播优势，比如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可以反复阅读以充分理解，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遗产的书写，大多是文人所为，研究者进入到某一遗产地进行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然后依照一定的逻辑（客观的、功能的，或是文化的、心理的，或是其他的）整理成文，这个书写的成果有时民间的遗产拥有者和传承人也许有缘一见，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各走各路，更或许拥有者和传承人压根就不识字——他们不认识研究者所使用的语言。
口述的传统，是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表述样态，所谓“口传心授”前两个字说的就是口头的表述。表述语言的生动、表述方式的多样、表述的策略性、内容的选择性……恰如学者彭兆荣所言，“口述传统无疑是人类最大宗的文化遗产”［12］。师徒之间，看似随意，“见子打子”，实则在传承内容之外亦包含了丰富的传承智慧。“心授”说的就不仅仅是口语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肢体语言、示范动作、图示、特定场景等等，都是“心授”的重要部分。而这些部分，在书写的传统中往往是被弱化甚至压根忽视的，即使作者有心，文字工具本身往往也会造成一定的限制，产生“文不逮意”的情况。“立象以尽意”是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传统智慧。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出种出种的方式来保证文化遗产能够在当时代传播开来，也跨时代传承下去。
今天，掌握影像、网络等数字媒介技术的数字传承人使用客观叙述、口述同期声，配合画面构图、光线运用、拍摄角度、镜头调度等等各种手段，让文化遗产以前所未有的声、图、文并茂的样态出现在不通时空的人群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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