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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我怎样进了商界
  作者:顾颉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6-21 | 点击数:4240
 


 
史学家顾颉刚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激情四溢又理智
反省的完整自传《顾颉刚自传》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顾颉刚出身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纵有一腔才情,却一生背时,历尽磨难,终开创学术新纪元,
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领袖。这个人那点事,其震撼力、感染力、启迪力、影响力,已到了让大众知道的时候啦!

 

  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 “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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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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