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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农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起来。观象授时是天文学在农业社会的主要功能，然而此后与天文学有关的星象学，也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天文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懂天文学的话，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很多东西就无法弄清楚。
天文学影响及于中国古代文学者，在于它的很多内容成为文学的形式和意象，有的天文学理论成为文学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而古代文学影响及于天文学者，主要在于天文学往往会采用文学的形式来说明自身。
一、天文学作为文学的形式与意象
天文学与日月星辰这些直观的天象联系甚密，而这些天象同样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题材与重要意象，在文学中，它们或是被直接歌咏，或是作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在上古时代，天文学知识较为普及。随着文化的推移，进入文学领域的事象逐渐繁多，靠个人的记诵已经不足以穷尽众多的知识门类，于是类书的出现给文人学士带来了遣词用典上的极大方便。然而天文学的真义，也往往因此而丧失。下至明清，天文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专业的学科，文人学士已经难以究其终始，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可谓知言。大抵我们的先民们由于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多种天文现象已经形成了常识。这些天文学常识在古代是普及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天文学知识逐渐退出人们的常识体系，我们今天的读者对这些描写也就不明就里了。
如果翻开中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的《诗经》，各种与天文学有关的内容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如“三五在东”（《召南·小星》）、“定之方中”（《鄘风·定之方中》）、“三星在天”（《唐风·绸缪》）、“七月流火”（《豳风·七月》）、“成是南箕”（《小雅·巷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小雅·大东》）、“月离于毕”（《小雅·渐渐之石》）等。它们在诗中的出现极为自然，似乎在当时诗歌的接受者中间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基础，不言自明。在《庄子·大宗师》中，也有“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的记载。这些内容，多与天文学中星辰和星宿有关。如“三五”即心宿三星及其附近之星，三月时出现在星空的东方。“定”为营室，又称定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它在夏历十月的黄昏之时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古人见此星象，就可以营制宫室。启明和长庚都是金星，金星在太阳之旁，为全天最亮的星，但只在日落和日出时可见，古人误认为是两颗星，朝称“启明”，夕称“长庚”。“毕”为毕宿，据说毕星好雨，月为水之精，当月亮运行到毕宿附近时，就会多雨，所以诗中又说“俾滂沱兮”，这其实是先民们对天象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直观的认识。而傅说星则是东方苍龙的箕、尾之间，尾宿后天河中的一颗亮星，即天蝎座G星，所以《庄子》称“乘东维，骑箕尾”，即指其位置而言。
图1： 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
如果说在《诗经》的时代还是“人人皆知天文”的话，那么，尽图一：箕宿图（选自《天文秘略》）管此后天文学知识逐渐专业化，但历代的文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天文学内容化用在诗文之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如《文选·明月皎夜光》诗：“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李善注：“言有名而无实也。”“南箕”为什么在这里比喻有名无实？原来南箕即箕宿，其距星为人马座γ星，由四颗星组成，二星为踵，二星为舌。踵窄舌宽。夏秋之间见于南方，在斗宿之南，故称“南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后即以此比喻有名无实。此外，古人还认为箕星主口舌，多用其比喻谗佞。《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郑玄笺：“箕星哆然，踵狭而舌广。今谗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犹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这两种比喻意义都是通过箕宿的形态来进行联想，但联想的切入点不同，一为功能联想，二为形状联想，其表达的感情也就各异。另外，南箕又称“南星”，如李白《送梁四归东平》诗：“大火南星月，长郊北路难。”南箕在夏秋之际出现在南方，大火星即心宿二，即天蝎座α星。《诗·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即指大火星向西方运行的星象，其时正当夏历七月，正是初秋之时。李白诗中所说的“大火南星月”，其实就是七月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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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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