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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好像没怎么给人家写过序，书评倒是写过不少。后者是书出版之后写的感想、体会、心得，无论说好说坏，书反正出来了，基本不受你胡言乱语的影响。前者不得了，对于作者来说，既有尊敬的意思，也有点拉大旗的意思；对于写序者呢，一般会有点奖掖后人的意思，兼有做广告之嫌。作者诚心来请，不答应，是你矫情；答应了，又不愿意做成上面说的那样，于是陷于两难。
思前想后，想起20年前王焱兄在《读书》编辑部的时候，约我写书评，经常是既不愿意说一大堆好话，又不愿意一张臭嘴把别人都得罪了，所以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就是从所评之书中说开去，讲我自己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看法，虽然其中也含有臧否，但总是没有直接说出来——这种心理，实与把头伸进沙堆的鸵鸟相仿佛——不好意思，此次仍允许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这篇序。
忘了是多少年以前，在鄙校举办的一次关于民俗学的论坛上，我曾讲到一个话题：什么是民俗学问题？记得我讲了四点，一是多年来大家都希望明确民俗学科的学科本位，但一直都没有十分明确，也一直受到不同学科的质疑和挑战，如果我们这个学科的从业者都回答不好这个问题，讲不出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区别，那实在是岌岌乎殆哉。最近许多人都在忙着保护遗产，设计项目，分钱花钱，不太有空追问这个根本的、涉及整体的、具有学科特色的问题，所以旧话重提可能不太时髦，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二是如何梳理学术史上的民俗学问题，比如从“文化遗留物”说到传播论，是不是早期的民俗学问题？中国现代民俗学创立以后，它的问题意识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三是思考其他学科的发展而获得的启示，有些古老的学科很占便宜，比如历史和地理，它们的问题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是自然存在的。剩下研究人与社会的许多学科，都在拼命想办法，划分势力范围，但是从内容或对象上是不好分的。这些学科面对的是共同的生活世界，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因此我们努力去做的，可能只是尽可能提出独特的或者对其他学科有所贡献的问题。四是我着重强调了传承问题——民俗学就是要回答文化的传承问题。有人会说，这一点太低幼了，每本《民俗学概论》讲民俗学特征时都会首先提到这个，而我觉得这里牵扯的问题太复杂，虽然已有很多出色的研究论及到此，但我还是想着想着就头疼。
我不过是说说空话，甚至要想长篇大论地说空话也还要换个场合，不能随随便便地在这儿“撂地”，但岳永逸的《自我的放逐——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一书，却是实实在在地讨论这个“传承”的问题。他属于那种“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一种文化如果活着，无论是自身的生命机制，还是社会需要它活着，便都无法离开传承。传承是个时间的过程，但又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就像胎儿离不开母腹；传承需要传授者和承继者，更需要他们之外的人群，他们——行内的——和行外的构成了一种关系，就像鱼和水，或者像狼、兔子和草原。传承是一种生态。
岳永逸主要讨论的是天桥艺人——传承的主体。当他讨论拜师、学艺、出师的时候，讨论在这些过程中的仪式和规矩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规则和秩序，想到的是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则，包括外化为仪式的东西，往往是文化传承的保障，是为了保证文化传承的“有序”，假如徒弟叛出师门，文化传承即行中断，也必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造成秩序的紊乱。在我看来，人与体制之间既冲突对立、又不可或缺的复杂关系，正是传承的需要。而各种师承关系系谱的建构，则不仅是为了制造一个不断扩张的传承人群体，获取更大的文化空间（当然也是权力空间），也同时制造了一种可供传承的文化传统。
岳永逸当然不会忘记这种文化传承的空间。离开了天桥这块地界，这种下层卖艺的文化就会产生变异。其实天桥只是城市边缘地带的同义语，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城”是类似的一个更大的概念。由于它只是一个被感知的、而非固化的形象，所以这种空间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层的时代是会长期存在的，比如现代大都市中的棚户区、大型地摊市场，或称为某某“村”的外地人聚居区。这里会成为某种大众文化的生活空间，后者也因这种大众文化而得到重塑，有了这些艺人的天桥才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天桥，地点（place）才变成空间（space）。
“天桥”更多地是对天桥以外的人来说的一个概念——地点和文化，对天桥以内的人来说，撂地和盘道则是体现领地感（territoriality，作者据有关译文译为“领土获得”，也是应有之意）和生存空间的生活方式。天桥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载体或干脆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代称，就在于它本身是个有竞争和冲突的文化复合体，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文化分子。没有竞争的文化，无法互动的文化，就是僵死的文化。没有竞争、互动，就无需规则、秩序，也就无需传承。传承也是为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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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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