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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丝欣喜，些许宽慰。虽然我们并没能全然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偏居一隅，不被主流学界重视的现状，但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也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度亮点：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今年，《民族文学研究》创设的“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专栏可谓是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亮点。关纪新在开栏论文《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1]中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方坚实的理论基石。无论是汉族文学研究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家，均须站到新世纪的精神高度，结合各自的学术实践，完成超越自我的观念嬗变。无视各民族的文学特长，与忽略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联，都是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科学准则相偏离的。因此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长久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专栏开办以来，学术影响日益加大，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竞相发言，各抒己见，为新一轮的文学史观转型奠定了基础。徐新建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2]在夷夏互补的背景下论述“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中国”概念同时具有的结构性与过程性，把文学同史学结合考察，提出“多历史”与“多文学”的观点。李晓峰的《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3]指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属性。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影响了史家的视野，也失真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传统“中国”观念影响，二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整体文学史观的残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对写出真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朝戈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4]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少数民族文学中很大一部分为民间口传文学，它与文人的书面创作形成互动的关系，不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史之外。对于文学现象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地方性知识和普适性学理之间营造出具有张力的认识论域。扎拉嘎的《20世纪哲学转向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5]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20世纪人类思想的重要变化：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个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专栏设立三期以来刊发的10篇文章集众家之所思，从重写文学史到重构文学史观，从书面文学到口头文学，从文学书写到哲理探索，一步一步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引向深入。同时，《文艺报》[6]、《民族文学》[7]、《中国民族》[8]等报刊也发起了相关讨论。
200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举行。与会专家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与书写及‘藏彝走廊’文学叙事研究”做了专题讨论，尤其是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讨论，基本达成共识：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在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补充我们的历史书写、提升我们的学术基点、丰富我们的科学理念。就整个民族文学研究事业而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当被视作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建设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接受和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科学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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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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